[摘要]《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政治歷史文獻匯編，也反映一些包括財政、稅收、會計等在內(nèi)的經(jīng)濟活動，是研究上古經(jīng)濟史和會計史的重要歷史資料。本文就此展開闡述。
一、《尚書》其書
《尚書》是我國最古老的一部政治歷史文獻匯編，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組成，主要的形式是虞、夏、商、周各時期君王的文告以及君臣談話的記錄，也有史官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載。著名經(jīng)史學家金景芳先生評價尚書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信史”。漢代著名學者孔安國在《尚書序》中稱春秋以來的傳本有100篇，他說：“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流傳到現(xiàn)在的版本為58篇，其中有25篇被學術(shù)界認定為后人偽托先人而作的“偽古文”。從時間序列上看，《尚書》的時間跨度涉及了包括虞、夏、商、周的先秦各歷史階段；從空間分布上看，《尚書》涵蓋的范圍包括虞、夏、商、周各個歷史時期重大的政治、思想、經(jīng)濟、歷史、法律、文化等方面�！渡袝访媸酪詠�，一直是人們研究中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乃至封建社會政治、思想、經(jīng)濟、歷史、法律、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
《尚書》以記載重大政治活動和重大歷史事件為主，但在反映政治活動的同時也反映一些包括財政、稅收、會計等在內(nèi)的經(jīng)濟活動，是研究上古經(jīng)濟史和會計史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歷史資料。
二、《尚書》中的財政稅收
《尚書》反映財政、稅務(wù)等經(jīng)濟活動的篇章主要是《夏書·禹貢》篇。
《夏書·禹貢》是我國最早的地理著作，也是我國最早最具有價值的經(jīng)濟學論著。禹，指大禹；貢，指諸侯貢獻天子方物�！断臅び碡暋菲饕涊d了大禹時期關(guān)于九州區(qū)劃、山川勘定、土地分級、田賦分等、貢物分類以及山川治理和規(guī)定五服等歷史事實。
《夏書·禹貢》把田土分為上、中、下三類，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田賦與土地的質(zhì)量基本對應(yīng)，也分為上、中、下三類，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檔。其中，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兗州“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青州“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徐州“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揚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荊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豫州”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翻譯成現(xiàn)代文的大意是：冀州土地屬于柔軟的白壤，所以田賦應(yīng)該是第一檔，同時夾雜第二檔，土質(zhì)則屬于第五等；兗州的土地是黑土，青草茂盛，樹木修長，土質(zhì)屬于六等，田賦屬于九檔，再耕作十三年以后才能與其他州的田賦相同；青州的土地是白色的鹽堿地，但這里的耕地屬于第三等，田賦屬于五檔；徐州的土質(zhì)是棕色的粘土，草木逐漸茂盛，耕地屬于第二等，田賦屬于第五檔；揚州的土質(zhì)是潮濕的泥地，耕地屬于第九等，田賦屬于第七檔；荊州的土質(zhì)也是潮濕的泥地，耕地屬于第八等，田賦屬于第三檔；豫州的土質(zhì)是石灰性沖積黃土，土的下層是黑色硬土，耕地屬于等四等，田賦主要是第二檔夾雜第一檔；梁州的土地是黑色的沃土，耕地是第七等，田賦是第八檔，同時夾雜著第七檔和第九檔；雍州的土質(zhì)是黃色泥土，耕地屬于第一等，田賦屬于第六檔。
《夏書·禹貢》對于貢賦的繳納形式也根據(jù)與王都的距離遠近分別作出了明確的規(guī)定：“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wèi)。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即：都城以外五百里范圍稱作甸服，相距都城一百里范圍的，將莊稼完整地割下繳納田賦；相距二百里范圍的，以穗頭繳納田賦；相距三百里范圍的，以帶有外殼的谷物繳納田賦；相距四百里范圍的，以粗米繳納田賦；相距五百里范圍的，以細米繳納田賦。甸服以外五百里范圍稱作侯服，相距甸服一百里范圍的大夫采邑，人民替天子服各種差役；相距二百里范圍的男邦小國人民，為天子擔負一定的差役；距三百里范圍以外的諸國人民，為天子警戒放哨；侯服以外五百里范圍稱作綏服，相距侯服三百里范圍設(shè)立掌管文教的官員來推行文教，另外二百里范圍內(nèi)的人民要武裝起來，保衛(wèi)天子。綏服以外五百里范圍稱作要服，相距綏服三百里范圍內(nèi)的人民要逐步改變風俗，另外二百里范圍內(nèi)的人民可以減免賦稅；要服以外五百里范圍稱作荒服，相距要服三百里范圍內(nèi)的人民因俗而治，簡化禮節(jié)，另外二百里范圍內(nèi)的人民可以自由遷徙，不管他們是否貢賦。
由此可見，《夏書·禹貢》對于繳納貢賦的形式是比較靈活多樣的，有物質(zhì)形態(tài)的，也有非物質(zhì)形態(tài)的勞動形態(tài)和文化形態(tài)等。物質(zhì)形態(tài)的有：連桿的莊稼、谷穗、谷子、粗米、細米等；勞動形態(tài)的有：差役、兵役等，甚至還包括屬于非物質(zhì)形態(tài)的民俗改變和文化歸順等文化形態(tài)形式。
三、《尚書》中的會計管理機構(gòu)
《尚書》中關(guān)于會計的歷史反映主要表現(xiàn)在反映了西周時期的會計管理機構(gòu)和西周時期的會計記錄和計量的痕跡。種種跡象表明：西周時期已經(jīng)設(shè)有管理會計業(yè)務(wù)的管理機構(gòu)，配備了從事會計事務(wù)的業(yè)務(wù)人員。
先秦歷史文獻反映西周時期政治制度的著作主要有兩部：一部是《尚書》，另一部是《周禮》。學術(shù)界一致認為：雖然《周禮》反映的是西周時期的政治制度、政府機構(gòu)組成、政府機構(gòu)的職能等等，但是《周禮》是戰(zhàn)國時期一些儒生按照自己理想化的政治構(gòu)想而“創(chuàng)作”出來的一部政治文獻，其史料價值不能與《尚書》相提并論，因此，史學界考察西周時期的社會政治制度一般以《尚書》為主要依據(jù)，《周禮》僅僅為參考。今傳本《尚書》反映西周政治制度的文獻主要有兩篇：一篇是《周書·立政》，另一篇是《周書·周官》。前者是學術(shù)界公認的真《尚書》重要組成部分，后者則已被學術(shù)界認定是偽《尚書》二十五篇之一。
從內(nèi)容上分析，《周書·周官》與《周禮》的內(nèi)容十分一致，學術(shù)界懷疑它也是戰(zhàn)國或戰(zhàn)國以后某些儒生理想化的政治構(gòu)想。《周禮》把中央官制分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記。我們再把《周書·周官》中有關(guān)中央官制的部分摘出與《周禮》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加以比較�！吨軙ぶ芄佟返挠涊d是：“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jīng)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日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tǒng)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tǒng)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由此可見，《周禮》與《周書·周官》除太師、太傅、太保三公和少師、少傅、少保三孤有所不同外，其余的機構(gòu)和官名幾乎完全相同�！吨芏Y》是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記；《周書·周官》是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二者差異僅僅在冬官，《周禮》叫考工記，《周書·周官》叫司空。因此，《周書·周官》不宜作為西周的政治制度進行研究，只可以作研究西周政治制度的參考。我們把研究的重點就確定在《周書·立政》這一篇。
《周書·立政》對西周時期的中央機構(gòu)的記載是：“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①S、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保ā吨軙ち⒄罚┰凇渡袝分辛信e的中央機構(gòu)組成人員中，管理財政稅務(wù)事務(wù)的官員應(yīng)該是以準夫為首的小尹、攜仆、司空等人，而從事會計工作的職員應(yīng)該是太史和百司中的某一部分人。
四、《尚書》中的會計記錄
《尚書》所反映的歷史事實表明：西周時期的會計已經(jīng)基本成型，有了較為固定的記錄方法和順序。
《尚書》中反映到與會計業(yè)務(wù)有關(guān)的史料共有三篇，分別是《召誥》、《洛誥》和《文侯之命》，均為反映西周時期的史料。其中：《召誥》反映的是周朝初期，周成王欲建洛邑，委派太保召公先行勘察地形，召公在新邑南郊連續(xù)兩日祭天、祭土神的一系列活動；《洛誥》則記載了召公勘察選定新邑城址后，周公前去營建成周并派人向成王匯報占卜結(jié)果等歷史事件；《文侯之命》記載的是周平王對晉文侯的冊命辭。這三篇文獻最早的是《召誥》，時間約為公元前1040年左右，最晚的是《文侯之命》，時間約為公元前760年，時間跨度大約為282年（BC1042——BC760）。
《召誥》中有關(guān)會計業(yè)務(wù)的記錄是：“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意思為：第二天的乙卯時辰，周公早早地來到洛河旁，視察新邑。第三天的丁巳時辰，在南郊祭天，用了兩頭牛。又過了一天的戊午時辰，又在新邑祭土神，用了一頭牛、一只羊、一頭豬。這一系列的記錄，有以下特點：一是記錄的時間非常清楚，如“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二是記錄的對象非常清晰：“牛、羊、豕”；三是記錄對象的數(shù)量非常明確：“二、一、一、一”。不難看出，這些記錄已經(jīng)具備了會計記錄的主要基本元素：時間、對象、數(shù)量。這段歷史的時間約為公元前1040年左右，與河南省安陽殷墟出土的武丁時期甲骨文相距200年左右，與武丁甲骨上的會計記錄非常相似并有所發(fā)展�？梢钥隙ǖ氖牵@些素材告訴我們，西周時期的會計記錄已經(jīng)趨于成熟。
《洛誥》反映會計業(yè)務(wù)記錄的地方共有兩處，分別為“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薄吨軙ぢ逭a》和“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骍牛一，武王骍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后。”（《周書·洛誥》）意思分別是：上次派人來慰勞殷民時，大王讓他們給我?guī)韮韶蘸诿紫憔茊柊病Ｎ斐饺�，成王在新城舉行冬祭，祭祀新年，分別給他的祖父周文王和父親周武王各祭獻了一頭紅牛。成王還讓負責記錄的作冊宣讀冊書，告慰先祖說周公暫時留在洛邑，管理新都。這段歷史記載的時間與《周書·召誥》的時間差不了多少，也是在公元前1040年左右，但要稍晚于《周書·召誥》。從記錄的規(guī)律和形式來看，兩者相差不大：都有記錄的時間、對象、數(shù)量。不同的是，《洛誥》記錄的對象有所擴大，記錄的經(jīng)濟活動過程也不僅限于祭祀，已經(jīng)開始涉及到遺贈禮品——秬鬯。
《文侯之命》是一篇記錄周平王對晉文侯冊命的誥辭，時間為公元前760年左右�！段暮钪分姓f：“王日''''義父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周書·文侯之命》）意思是：平王說：“叔父義和，你要回去治理你的民眾，安定你的國家了。我現(xiàn)在賜您祭祀用的黑米香酒一卣，紅色弓一張，紅色箭一百枝，黑色弓一張，黑色箭一百枝，馬四匹�！边@篇誥辭雖然沒有具體的時間，但記錄經(jīng)濟活動的內(nèi)容比《召誥》和《洛誥》都豐富。記錄的對象包括了“秬鬯、彤弓、彤矢、盧弓、盧矢、馬”，記錄的數(shù)量有“一、一、百、一、百、四”，并且對重要物資還有了實物計量單位，如“秬鬯”的實物計量單位為“卣”，“馬”的實物計量單位為“匹”。
五、《尚書》中的經(jīng)濟計量
《尚書》中較多地存在經(jīng)濟計量的篇章是記載呂侯勸說周穆王沿用夏代贖刑的歷史事實的《呂刑》。
《呂刑》記載的是周穆王時期的一段歷史，時間約為公元前940年左右。《呂刑》開首便有“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一段話。這段話的大意是：呂侯對周穆王說，周人建國已經(jīng)整整一百年了，天下百姓和四方諸侯不像建國初期那樣小心翼翼了，許多百姓和諸侯開始放肆，現(xiàn)在必須考慮制定一部完整的型法，用來約束四方的不法之徒�？梢姡瑥奈髦軠缟讨林苣峦鯐r“享國百年”，就是距公元前1046年100年的公元前940年。從政治與法律的角度看，《呂刑》通過呂侯對苗民的殘酷刑罰的反思，提出了“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的“明德慎罰”的政治主張，闡明了“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的法律本質(zhì)，揭示出法律的本質(zhì)不是為了威懾百姓，而是為了百姓的富強�？梢�，西周先人對法律本質(zhì)的認識至今都有非常現(xiàn)實的意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的祖先對世界法律的貢獻也是不可磨滅的。從另一個角度分析，先人們在維護法律尊嚴的同時，對一些證據(jù)不足的案件靈活地采用了經(jīng)濟手段進行調(diào)整，我們可以從中考察到當時社會歷史條件下的一些經(jīng)濟計量技術(shù)�！秴涡獭分姓f：“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币馑际牵号心潭盖橛幸牲c，減刑判罰金一百鍰，并查實案情；判劓刑而案情有疑點，減刑判罰金二百鍰，并查實案情；判墨刖刑而案情有疑點，減刑判罰金五百鍰，并查實案情；判宮刑而案情有疑點，減刑判罰金六百鍰，并查實案情；判死刑而案情有疑點，減刑判罰金一千鍰，并查實案情。墨刑條目一千條，劓刑條目一千條，刖刑條目五百條，宮刑條目三百條，死刑條目二百條，五刑條目共三千條。文中的“罰”是指罰金，當時的罰金是銅：“鍰”是古代的一種計量單位，合6兩，16兩為1斤：“惟倍”指倍于前者（劓刑的罰金200鍰倍于墨刑的罰金100鍰）：“倍差”指一倍半于前者（剕刑的罰金500鍰多出一倍半于劓刑的罰金200鍰，比200鍰多一倍為400鍰，再多200鍰的半倍為100鍰，合計為500鍰）。由此可見，西周時期的經(jīng)濟計量除直接用數(shù)字計量外，還有“倍”、“倍差”等替代數(shù)字的文字。
總之，《尚書》作為距今約2700年——3000年的中國最古老的政治歷史文獻，在主要為后人傳達政治歷史信息的同時，也為我們傳遞來當時社會的經(jīng)濟信息和會計信息，使我們在幾千年之后仍然能夠通過這些信息了解先人的政治理念、政治管理、財政思想、財政管理方法以及會計管理技術(shù)，是我們研究會計起源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