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匯率制度的持續(xù)需要與之適應的外部環(huán)境。無論是實行“兩極”（固定和浮動）還是“中間”（介于固定與浮動之間）匯率制度都需要國際機構的支持或相關的周邊國家的政策協(xié)調。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也不例外。貨幣局制度的基本要素是：首先，中央銀行每發(fā)行本幣要有相應的外匯儲備作基礎，本土貨幣發(fā)行額只與外匯儲備額相關。其次，它具有自動兌換約束，即中央銀行必須無條件地按照固定的匯率接受市場對所固定外匯的買賣要求。再次，中央銀行只能被動地因應市場對本土貨幣需求的變動，擴張或收縮本國貨幣的供給，不能主動創(chuàng)造國內信貸，因而無法主動地去影響本土的經濟發(fā)展。貨幣局制度一旦形成，不能輕易改變，往往要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世界各國有許多實行貨幣局制度的，但是效果大相徑庭。我們從阿根廷的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出貨幣局制度匯率安排的局限性和種種弊端。同時也使我們聯(lián)想到頂住亞洲金融危機沖擊的香港的聯(lián)系匯率制度。阿根廷與香港的匯率機制，它們雖然在形式上接近，但是兩者有許多根本的不同。我們不能說阿根廷與香港是兩種版本的貨幣局制度，但是可以說匯率制度背后的外部環(huán)境是不同的。

　　第一，是否設立中央銀行的形式上的不同。阿根廷有中央銀行負責中央清算和儲備體系運轉。1美元兌換1比索；發(fā)行貨幣受到66.67％外匯儲備的支持。而香港沒有中央銀行，但是設立金管局。1美元兌換7.8港元；發(fā)行貨幣受到100％外匯儲備的支持。

　　第二，在對付意外事件的“免責條款”方面態(tài)度不同。阿根廷規(guī)定比索可以升值，但是不能貶值。香港則沒有明確的免責條款。

　　第三，國內利率偏離儲備貨幣國家的利率的幅度不同。阿根廷的利率一直高于美國的利率。較高的國內利率損害了投資和經濟增長并且還導致了國內信貸美元化。香港的利率則往往低于美國利率（1997－1999年除外）。港內的信貸通常采用港幣的形式。

　　第四，融資效率的不同。阿根廷的布宜諾思艾利斯雖然說是地區(qū)性的金融中心，但是由于各種國際銀行設施并不發(fā)達，籌資效率受到一定影響。香港一直是亞洲金融中心，是全方位多功能的國際資金集散地。尤其以亞洲的離岸金融中心而著名，所以籌資效率較高。

　　第五，國際信用評級的不同。阿根廷長期以來搞赤字財政，背上了一千五百億美元國債和不斷累積的外債。國際上對其國家乃至金融企業(yè)的評級每況愈下。香港不僅擁有一千多億美元外匯儲備，而且是被評為世界上經濟最自由的地區(qū)之一。

　　第六，主要貿易伙伴匯率操縱的不同。阿根廷對巴西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30％。巴西可稱為阿根廷的主要貿易伙伴，可是巴西在1999年將本幣貶值了40％，這對阿根廷的出口打擊很大。香港對內地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30％以上，并且內地進出口貿易商品的很大比例也是通過香港中轉的。而且人民幣一直維持匯率穩(wěn)定，這是香港聯(lián)系匯率制背后最可靠的支柱。

　　第七，危難中救援之手不同。每次危機來臨阿根廷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和美國求助，為此也不得不接受那些遠離阿根廷的人的指手畫腳和一些苛刻條件。一次比一次談判艱難。而這些談判結果直接影響投資者信心。大陸一直支持香港，兩地是唇齒相依的關系。國際游資襲擊香港時，大陸機構擁有港幣存款的25％部分沒有動。因為大陸的資本項目實行管制，所以國際投機資金難以進攻大陸，為此大陸的該部分港幣存款也對聯(lián)系匯率制起著穩(wěn)定作用。

　　以往對香港聯(lián)系匯率制度的研究通常把其歸入貨幣局的“超級固定”一類的分組中。這類國家有：阿根廷、愛沙尼亞、立陶宛、保加利亞、波斯尼亞等國。這些研究只限于對該制度內部問題展開，而沒有分析外部周邊環(huán)境對其的影響。尤其是在香港回歸后，中國內地對維護港幣的穩(wěn)定方面有一定的作用。如果認為貨幣局制度能自動地維持和確保釘住匯率制度的信譽，這種想法則過于天真入世后，中國內地和香港之間準備建立的自由貿易區(qū)，將會使這種休戚與共的貨幣支持關系進一步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