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上海市法制辦召開《上海再生資源回收管理辦法（草案）》（下稱《草案》）的立法聽證會，對外征詢公眾意見，爭議圍繞三大焦點：回收行業(yè)公益定位、流動收廢人員管理以及建立強制回收目錄。
城市垃圾的再生回收任重道遠。以上海為例，2010年全年全市各類再生資源回收量達720萬噸，同比增長24%.“上海日產垃圾2萬噸，每噸處理成本350元，全年花在這方面的投入需要25億元。”負責《草案》起草的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張新生就在聽證會上如是說，他坦言從2010年6月開始起草，參考了國內外大量的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尤其是借鑒臺北等城市再生資源回收的工作經驗。
臺北從2000年開始推動垃圾零掩埋計劃，那時當地居民還不習慣垃圾分類，臺北也一度面臨垃圾圍城困境。不過，十年過后的臺北沒有了垃圾場，臺北的環(huán)衛(wèi)車會上門收垃圾。如果民眾沒有將垃圾分類，那么環(huán)衛(wèi)工人會拒絕帶走垃圾。
如果民眾交出的垃圾屬于不可回收，又無法焚燒，那么必須掏約相當于5元人民幣的錢買一個袋子單獨裝這些垃圾。也就是說，在臺北，多丟垃圾多收費，少丟垃圾少收費。十年之后，臺北每日垃圾量從每天3000噸下降到1200噸，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焚燒、實現資源回收的垃圾。
但是臺北的經驗可否最終率先應用于上海，并且推廣到全國，仍然有待于實踐檢驗。
企業(yè)呼吁減稅
對于很多上世紀70年代以及此前出生在上海的人來說，再生回收并非什么新潮概念，“剝下來的橘子皮、用完的牙膏管、摔碎的玻璃杯碴……這些東西可別扔，拿到弄堂口的廢品回收站去換錢。”上世紀80年代，上海曾擁有國際領先的廢舊物資回收利用系統，甚至許多西方發(fā)達國家等都曾經到此學習經驗。
能夠支撐這個廢舊物資回收的系統源于計劃經濟，那時上海的供銷社已經形成了完整的廢舊物資回收網點布局。到了上世紀90年代起，廢品回收逐步開放經營，收購價格也隨行就市。到了本世紀，正規(guī)的回收網點明顯萎縮，現存回收站點的經營者主要是個體工商戶和小企業(yè)，且價格受舊城拆遷改造和原材料市場價格波動等影響較大。新出現的，則是城市龐大的拾荒者“流動大軍”，他們的管理與規(guī)范也成為此次立法聽證的一大重點。
2011年5月，上海在100家小區(qū)內開展了垃圾分類試點，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再次被提上議事日程。在多名經營可再生資源的聽證代表看來，政府應該考慮這個行業(yè)的公益性并給以必要扶持，最關鍵的就是減稅。
專門做廢舊物品回收的上海新錦華商業(yè)有限公司董事長薛光明此前還曾擔任過上海長寧區(qū)供銷社主任，他表示，這個行業(yè)有三個特點，一是公益性，二是利潤低，三是稅收高，“我們公司在2008年交稅4000多萬，2009年交稅2000多萬，現在一年要還交1000多萬稅收。我們有七個億的銷售收入，但是利潤才150萬。”他比畫著說，上千萬的稅款要撿回多少易拉罐和酒瓶才能抵得上？
在聽證會上，12名代表全部基本認同再生資源回收行業(yè)具有公益性，并且主張政府應當重視再生資源回收工作，采取各種手段彌補市場機制的不足，支持再生資源回收企業(yè)開展收購活動。不過《草案》上并無具體涉及稅費的條款，尤其是2009年之前，廢舊物資回收可以享受增值稅免稅政策，但現在從全國層面上已經取消，上海要在稅收政策上突破并不容易。
本報記者此前在上海老港垃圾填埋場也了解到，該填埋場垃圾產生的可燃氣體足夠12臺機組年發(fā)電1000萬度，但是由于所發(fā)電量還無法聯網，所以也沒法獲得國家補貼，也不能私下出售，只能自用，大量多余的氣體只能抽出來用兩座露天火炬塔白白地燒掉。此外，他們即便可以聯網發(fā)電，也還面臨繳納17%增值稅的問題。對于一個微利行業(yè)來說，一旦這樣交稅幾乎無利可圖。
試點強制回收
在發(fā)達國家，資源回收的基礎是垃圾分類，隨后通過生化處理、拆解加工等途徑，盡可能避免填埋、焚燒。上海廢棄物品回收主要包括舊書、舊報紙、碎玻璃、飲料瓶等有成熟定價機制的品種，還有一些比如廢舊電池和燈管等對環(huán)境影響比較大的品種，以及牛奶盒、紡織品等技術上可以再利用的品種，卻沒有實現有效回收。
為此，《草案》擬規(guī)定，由上海市發(fā)改委牽頭對市場上銷售的部分產品和包裝物制定強制回收目錄，并對回收方式進行規(guī)范。要求超市、大賣場等銷售者以收付押金、以舊換新、贈與小禮品等方式參與資源回收的推廣普及。一部分代表對此也表示贊同，他們認為確定生產者責任是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建立再生資源回收制度的通行原則，上海可以針對本市銷售的產品，立法明確生產者具有廢品回收的責任。
這樣做也是有著上位法的依據，因為在《循環(huán)經濟促進法》里有規(guī)定，“生產列入強制回收名錄的產品或者包裝物的企業(yè)，必須對廢棄的產品或者包裝物負責回收；對其中可以利用的，由各該生產企業(yè)負責利用；對因不具備技術經濟條件而不適合利用的，由各生產企業(yè)負責無害化處置。”不過，究竟哪些產品或者包裝進入強制回收名錄，國家有關部門尚未出臺。
據多方透露，國家發(fā)改委等部門也在加緊對強制回收名錄的調研。而上海此番立法的爭議就在于，是否可以在國家沒有出臺強制目錄前，率先根據實際情況，針對市場上銷售的產品，先行立法明確生產者的回收責任。不過，對此聽證代表分歧較大，上海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聶永有副教授就認為，雖然國外對此有成功的范例，但并不代表上海可以效仿，因為這是一個全國性乃至全球性的市場，《草案》作為地方法規(guī)，約束不了上海之外的生產者。
“像日本之所以可以規(guī)定生產者延伸責任，因為它有8部全國性法律支撐這個設想，但中國目前沒有這么成套的法律。”聶永有就說，如果上海推行這樣的規(guī)定，可能得不償失，最好是暫時擱置，否則光是外地企業(yè)回收這些物品的物流成本就高得嚇人。不過，陳學新認為，可以按照“誰獲益、誰負責”的原則，生產者應當負有回收責任，具體可以委托專業(yè)機構去做，但回收費用應當由生產者承擔。
上海律協環(huán)境資源委員會副主任薛梅律師則認為，這個《草案》的規(guī)定還是可行的，它既是國際通行的做法，也是社會發(fā)展的趨勢，考慮到財政資金對此有所扶持，可以對部分產品和包裝物進行強制回收。實際上，我國也已確定建立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處理基金，這幾年推行的家電“以舊換新”政策也收效頗豐，所以部分代表認為也可以仿效上述做法。
在上海一些小區(qū)，也確實有多部門或者環(huán)保公益組織推行的廢舊物資回收換獎品的活動，比如光盤以及牛奶盒等。不過，綜合多位代表的意見看來，這樣強制回收目錄，直接立法規(guī)定大面積推行還存在一定難度，多數代表都傾向于先選擇部分有條件回收的物品和包裝物做試點，等時機成熟再全面推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