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籌劃理論的發(fā)展歷經(jīng)了兩個階段。早期的稅收籌劃被界定為“納稅人通過安排他（她）的經(jīng)營活動使納稅最小化的能力”。這種傳統(tǒng)理論雖然簡單明了，但它沒有考慮成本，且只以納稅最小化為目標。有鑒于傳統(tǒng)理論的種種缺陷，稅收籌劃逐漸與納稅最小化相分離并形成了新的理論，即有效稅收籌劃理論，它是一種研究在現(xiàn)有各種約束條件下制定對納稅人最為有利的稅收籌劃方案的理論。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Scholes等人對這一理淪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它以“稅后收益最大化”為目標。

　　契約論與有效稅收籌劃理論

　　有效稅收籌劃理論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運用現(xiàn)代契約理論（contracting Theories）的基本觀點和方法展開分析，研究在信息不對稱的現(xiàn)實市場上，各種類型稅收籌劃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過程。

　　契約理論將企業(yè)視為由投資人、所有人、經(jīng)理和貸款人之間訂立的一系列契約組成的集合體，契約各方均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如果將稅收因素考慮在內(nèi)的話，那么政府作為稅法的代表毫無疑問應被引入訂立契約的程序。不過，相對于其它契約方而言，政府無法及時調(diào)整它的策略，因為它要通過變動稅法來實現(xiàn)，而稅法調(diào)整通常是滯后的。政府與其它契約方的另一個顯著差別在于它所追求的目標具有多樣性，社會的公平也是其追求的目標之一，公平目標的實現(xiàn)往往要借助累進的稅率，這使得支付能力不同的納稅人面臨不同的邊際稅率。而政府對市場經(jīng)濟活動中出現(xiàn)的外部性問題的糾正，也使得不同類投資的稅收待遇大不相同，這進一步加大了納稅人邊際稅率的差別，同時也為納稅人從事稅收籌劃提供了空間。

　　稅收體系的多重目標性不僅使納稅人處于不同的稅收地位，同時它也改變了投資的稅前回報。假定初始狀態(tài)，市場上有兩種無風險資產(chǎn)具有相同的稅前投資收益率。兩種資產(chǎn)的稅收待遇不同，其中一種資產(chǎn)由于享受了稅收優(yōu)惠因而其稅后收益率要高于另一種沒有享受稅收優(yōu)惠的資產(chǎn)。這種狀態(tài)顯然是不均衡的。因為投資者會增加對稅后收益率較高的享受稅收優(yōu)惠的資產(chǎn)的投資。這種需求的增加將改變資產(chǎn)的價格，使其不斷上升，從而稅后收益率下降直到兩種資產(chǎn)稅后收益率相同才實現(xiàn)了均衡。在均衡點，邊際投資者對兩種資產(chǎn)的選擇是無差異的。不過，由于稅率具有累進性，比邊際投資者處于更高或更低稅率級次的投資者依然可以通過相互訂立契約而受益。比邊際投資者面臨稅率高的投資者傾向于享受稅收優(yōu)惠的資產(chǎn)，比邊際投資者稅率低的投資者傾向于沒有稅收優(yōu)惠的資產(chǎn)。他們之間訂立的合作契約將使總財富達到最大化，并使除了政府以外其他參與的當事人受益。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講，這種契約實現(xiàn)了稅收籌劃的Pareto改進。

　　下面以例說明。假定均衡市場上有三個投資者甲、乙和丙，面臨的邊際稅率依次為30%、40%和50%.有兩種無風險資產(chǎn)A和B，其中A為免稅債券，利率為6%，B為應就收益全額納稅的公司債券，利率為10%.由于市場實現(xiàn)均衡，因此兩種資產(chǎn)利率保持不變。對于乙而言，投資于A和B的稅后收益率相同，均為6%（10%×[1-40%]），因此，乙為邊際投資者（對購買兩種同等風險但納稅不同的資產(chǎn)無偏好的投資者）；對丙而言，投資于B的稅后收益率為5%（10%×[1-50%]），低于A（6%）；對甲而言，投資于B的稅后收益率為7%（10%×[1-30%]），高于A（6%）。因此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丙會選擇A，甲會選擇B.現(xiàn)假設考慮到其他因素以后，丙要投資B，而甲要投資A.如果兩人直接投資，且均為一個單位位，那么丙的收益為0.05（1×10%×[1-50%]），甲獲得的收益為0.06（1×6%），總收益為0.11（0.05+0.06）。此時，如果甲和丙訂立契約，由甲投資B而丙投資A，然后兩人進行交換，那么兩者的總收益為0.13（1×6%+1×10%×[1-30%]），比前者多出0.02.將這一部分增加的收益在甲、丙之間分配，會使甲、丙均比未訂立契約時獲得的收益增加，增加的值其實就是政府稅收收入的減少。

　　不確定性與稅收籌劃的非稅收成本

　　根據(jù)契約理論，面對不同邊際稅率的納稅人可以通過相互訂立契約共同受益。在完美市場，當事人通過簽定契約而開展的稅收籌劃將實現(xiàn)納稅最小化。而在非完美市場，即存在不確定性和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各種因素權衡的結果卻常常會使有效稅收籌劃與納稅最小化偏離。因為不確定性引致了一系列非稅收成本的增加，而非稅收成本的出現(xiàn)使稅收籌劃策略的選擇更加復雜。

　　不確定性是現(xiàn)代契約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不確定性的引入，大大增強了運用經(jīng)濟分析解釋現(xiàn)實世界的能力。通常情況下，不確定性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對稱型不確定性，另一種是非對稱型不確定性（即信息不對稱）。

　?。ㄒ唬ΨQ型不確定性下的有效稅收籌劃

　　在對稱型不確定性存在的情況下，簽約各方雖然同等地了解信息，但有關投資未來的現(xiàn)金流卻是不可知的，這種不可知意味著投資有風險。特別是，當對稱型不確定性與一個累進的稅率表相連時，即使在初始狀態(tài)對風險無偏好的投資人也會因兩者的共同作用顯示出規(guī)避風險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對稱型不確定性的存在使風險成為投資人開展有效稅收籌劃時不得不考慮的一個因素，累進稅率表則進一步擴大了風險的影響。

　　假定投資人有10個單位資金，他可以選擇兩項投資計劃中的一項。其中，一項計劃是無風險的（如儲蓄、購買國債等等），收益為2個單位；另一項計劃是有風險的。如果投資成功，可以獲得15個單位收益，如果投資失敗會遭受10個單位損失，成功和失敗的概率均為50%.再假定該投資人是風險中性的，他會選擇期望收益較高的方案。因為有風險的方案的期望收益為2.5個單位（15×50%+[（-10]×50%），高于無風險方案，所以投資人會選擇有風險的投資方案。現(xiàn)考慮稅收因素，假定投資人面臨這樣一個稅率表：如果所得稅為正，則稅率為30%，如果所得為負或為0，稅率也為0（對于新開業(yè)的企業(yè)而言，如果投資失敗則企業(yè)不復存在，情況的確如此；對于已開業(yè)的企業(yè)，我們可以假定稅法規(guī)定不允許虧損前轉(zhuǎn)或后轉(zhuǎn)）。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有兩檔稅率的累進稅率表。投資人將通過比較資產(chǎn)的稅后收益作出選擇，由于無風險方案的稅后收益為1.4單位（2×[1-30%]），而有風險方案的稅后收益為0.25單位（50%×15×[1-30%]+50%×[-10]），此時，投資人會選擇無風險方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變化呢？因為有風險方案所交納的稅收（2.25單位＝15×30%×50%）要高于無風險方案的稅收（0.6單位＝2×30%）。由此可見，累進稅率表的平均稅率隨著應稅收入的增加不斷升高，會導致投資人傾向于風險更小的投資。也就是說，即便原先屬于風險中性的投資者也會呈現(xiàn)出規(guī)避風險的特征。在許多國家，當納稅人所得為負，即出現(xiàn)虧損時，一般都允許向以后遞延，遞減以后的應納稅額。這種規(guī)定實際上降低了稅率表累進的程度，但稅率表仍是累進的（因為資金的時間價值，后一期節(jié)約的稅收總是小于同等金額當期的稅收）。

　?。ǘ┓菍ΨQ型不確定性下的有效稅收籌劃

　　非對稱型不確定性也是現(xiàn)實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狀態(tài)。由于契約雙方擁有不對稱信息，導致一方無法觀察到交易另一方的行為或進行控制。這種情況增加了契約訂立的成本。甚至有時為了獲得其他方面更大的利益，交易方不得不放棄減少稅收的計劃。企業(yè)在開展稅收籌劃時必須考慮到由于非對稱型不確定性而增加的成本。下面就以勞動力市場上雇主和雇員之間的契約為例加以說明。

　　假定雇主面臨的是一個隨著時間不斷下降的稅率表，而雇員的稅率則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從稅收角度而言，對雇員薪金進行即期支付比將其推遲到以后期間支付更為有利。因為對雇主來說，薪金即期支付可以使雇主在稅率較高的即期獲得稅收扣除從而較多地減少應納稅額；而對雇員來說，在稅率較低時期獲得收入也比在稅率高的時候獲得的收入納稅少。

　　現(xiàn)在，我們假定企業(yè)生產(chǎn)的產(chǎn)品是一種耐用消費品如家用電器，雇主和雇員的利益存在矛盾。雇員有兩種行動策略可以選擇：（1）努力工作，使產(chǎn)品的使用壽命達到L.（2）不努力工作，產(chǎn)品的使用壽命只有S，L＞S且P（L）＞P（S），即隨著產(chǎn)品使用壽命增加，其銷售價格也會提高，并且這種提高的比率大大超出了成本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雇主自然希望雇員能夠努力工作，他們愿意為此支付額外的獎金。假定受到相關法律的限制，即使雇員沒有努力工作并且雇主觀察到雇員沒有努力工作，那么雇主也不能采取額外罰款或其他方式處罰。另外，不考慮時間價值，即雇員對即期支付和推遲支付沒有偏好，他們追求的是總收入的最大化。在忽略稅收的情況下，為減少這種信息的不對稱，雇主激勵雇員努力工作的最有效方式是將對雇員的支付推遲到超過S期以后，因為這樣就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到雇員的行動。不過這種激勵安排顯然與以稅收最小化為目的的契約相沖突。當然，雇主稅率不斷升高而雇員稅率不斷降低，那么稅收最小化的方案就是推遲支付了。不過，假如我們再加上一個考慮因素，即雖然不存在時間價值，但雇員對即期還是推遲支付依然不是無偏好的。原因在于推遲支付會使雇員承擔企業(yè)可能喪失支付能力的風險。如果雇員一味增大對這種風險的預期，他們就會放棄推遲支付而要求即期支付。但此時的稅制顯然使推遲支付更能節(jié)約納稅。這時，為了激勵的原因也許仍然要放棄稅收最小化。

　　隱性稅收與稅收套利

　　為了進一步說明，Scholes等人又提出了顯性稅收（explicit tax）與隱性稅收（implicit tax）的概念。顯性稅收就是通常意義上由稅務機關等按稅法規(guī)定征收的稅收；隱性稅收則被定義為同等風險的兩種資產(chǎn)稅前投資回報率的差額。所不同的是，一種資產(chǎn)在稅法上有優(yōu)惠待遇，另一種資產(chǎn)則沒有任何稅法上的優(yōu)惠。與顯性稅收完全不同，隱性稅收的產(chǎn)生導源于市場。在一個給定的市場環(huán)境當中，不存在稅法的限制和交易成本，兩種資產(chǎn)的初始稅前投資回報率相同且均為無風險資產(chǎn)，所不同的是他們面臨著不同的稅率。由于一種資產(chǎn)的稅前回報率高于另一種資產(chǎn)，因此會吸引投資投向稅收待遇較為優(yōu)惠的資產(chǎn)，從而使其價格上升，投資回報率下降，直到兩種資產(chǎn)的稅后投資回報率相同，這種趨勢才會停止，實現(xiàn)均衡。隱性稅收是開展稅收籌劃時不可忽視的一個因素。納稅人通過稅收籌劃減輕的稅收負擔不僅包括顯性稅收，同時也包括隱性稅收。總稅收（顯性稅收＋隱性稅收）的降低才是理想的。

　　盡管市場達到均衡點以后，邊際投資者對兩種資產(chǎn)的選擇是無差異的，但市場上仍有相當一部分非邊際投資者，他們之間仍可以通過相互訂立契約而受益。非邊際投資者的存在，從理論上導致了稅收套利行為。稅收套利，簡而言之，就是在總凈投資為0的前提下，通過一種資產(chǎn)的買進和另一種資產(chǎn)的賣出獲得稅收上的好處。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的許多企業(yè)都通過持有公司所有的生命保險（Corporate Owned Life lnsurance）轉(zhuǎn)移收入。具體而言，就是由公司為雇員購買許多份生命保險，然后再使用貸款資金支付保費，或者直接向保險公司貸回應支付的保費。由于借款利息在每期發(fā)生時即可獲得扣除（不論有沒有支付），而每年投入保單的資金則不必立刻交稅（按規(guī)定保單在獲得現(xiàn)金時才需要納稅），因此，公司只要每年將相當于投資收益的資金用于保費，就可以獲得延遲納稅的好處。這樣通過持有保單就可以獲得稅收收益。

　　在上述例子當中，購買保單就是一種享受稅收優(yōu)惠的投資。因為只有當保單兌現(xiàn)時，才需要納稅。在此之前，均不必納稅。納稅人通過將須在當期納稅的收益轉(zhuǎn)換為延期納稅的保單，就實現(xiàn)了延遲納稅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