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中國政黨制度中的傳奇人物，一個叫人難以忘卻的參政黨領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點，在北京市朝陽區(qū)吉祥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機關(guān)大樓，在成思危位于三樓的新辦公室里，我們進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體專訪。
他的幕僚說，他的辦公室原來在四樓，兩個多月前他在民建九大上退休，而后執(zhí)意將自己的辦公室讓給繼任者，還表示不要辦公室徹底回家。經(jīng)不住舊日同事的勸慰，他搬進了三樓那間小辦公室。
依照中國政黨制度的規(guī)則，他在結(jié)束11年民建中央主席使命之后，還要告別全國人大的政治舞臺，從擔任10年的副委員長高位上卸任�！昂筇煳揖碗x開人大了，新的副委員長就要出現(xiàn)了�！彼艺f，這是自然的事，某種程度上是件高興的事。就職務對應的責任而言，他愿意我用如釋重負這個詞描述他此時此刻的心情。他說話時的淡定和從容，就像說別人的事。
他尊重組織意圖。他在多個場合說過，榮辱進退由組織決定，是非功過任群眾評說�；仡櫵膫�人歷史，他的榮辱進退的確是組織決定的。從化工部副部長到民建會員，從民建中央主席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每一步都打上了組織的烙印。
但個人的選擇同樣不可或缺。16歲那年，成思危背著“反共”的父親，聽從共青團地下組織的命令，獨自離開香港，越過羅湖，“投共”到內(nèi)地，是他自己的選擇�！拔母铩敝兴鸵蝗簛碜韵愀鄣睦硐肭嗄晔鼙M屈辱，很多人離開祖國，而他卻選擇留下。46歲那年，棄化工學管理是他自己的選擇，學成后沒有留在美國也是他自己的選擇。
我問他為何會離開父母來到內(nèi)地，他把自己比喻成巴金《家》中勇敢熱情的覺慧，并用我的年輕和他的年輕解釋說：你們年輕，不懂得那個大轉(zhuǎn)折的時代。他說，那時候在香港，不少年輕人像他一樣，受左翼進步作家的影響，揣著報國情懷，擁抱了新中國。
一時的沖動或許容易理解，難的是雖九死而猶未悔。他的父親，一代著名報人成舍我，是中國新聞史上大名鼎鼎的開拓者，在和汪精衛(wèi)的沖突中，說過一句報人沒齒難忘的話：“我可以當一輩子新聞記者，你能當一輩子行政院長么�！彼哪赣H蕭宗讓，留學法國，攻讀法國文學，性情溫婉。他的四個姐妹都在各自的領域功成名就，如大姐定居法國，曾三次競選過法國總統(tǒng)。他本來就可過上世俗意義上的體面生活，無需當革命黨人改變命運，更不需要遭受生離死別的苦楚。離開香港后，他再也沒有見過自己的母親，與父親的相見還是28年之后的事。
在一個理想主義變得奇貨可居的年代，聽他說少年時的理想沖動，看他額頭上的老年斑，我似乎感受到理想主義情懷的觸手可及，體味到自強不息的精神力量。12歲生日那天，父親送給他“自強不息”四個字。他說，他對這幾個字的理解是“順境時不懈怠，逆境時不沉淪”。
逆境時不沉淪，難。“文革”的屈辱歲月中，他燒鍋爐時學習鍋爐學，無事可做時，自學了幾門外語。
順境時不懈怠，更難。兩年前，我曾聯(lián)系過他的專訪，那一次的采訪提綱問題多多，他的幕僚后來跟我說，他太忙了，哪有時間和你討論那么多問題。一個民主黨派出身的國家領導人真的有那么忙么？后來我得知，除了政務，他在治學上投入的時間，不僅政治家中罕見，學者中也不多見。他兼任了中國科學院等科研機構(gòu)和大學的學術(shù)職務，帶了一些博士研究生，他說他每天午夜方寢，凌晨6時許起床，節(jié)假日和晚間都在學習。他說：“我從不懈怠，做了10年的副委員長，從未去北戴河度過假。”
他信奉治學乃從政之本�？吹贸觯麑ψ约鹤鳛橐粋�學者的成就是滿意的，對自己作為一個政治家的成就也是滿意的。“兩會”召開前幾天，民建中央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隆重紀念“風險投資”一號提案10周年。10年前，成思危領導民建中央提交了建議發(fā)展風險投資事業(yè)的提案，這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筆。但對“中國風險投資之父”的冠冕，他說過譽了，他只愿意說他是中國風險投資的積極推動者。
回望以參政黨領袖身份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11年，他說不虛此生。去年12月20日，在民建中央九大閉幕式上，他做了一個演講，說從政的11年，是他人生最輝煌的11年，這11年里，他沒有偷懶，他踐行了報國的諾言，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所以，有了這11年就不虛此生了，沒什么遺憾了。
在告別政治舞臺的最后日子里，我請他評價自己的一生，究竟是一個政治家，還是一介書生？
他停頓片刻，說，是一個學者型政治家。
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他與我們印象中的政治家不一樣。他有參政黨領袖成熟的一面，比如說“識大體，顧大局，有作為”，但也有學者執(zhí)拗的一面。他偶爾在股市中冷不丁地說一句，滬深股指就會跳一下。民間社會質(zhì)疑他沒有處理好國家領導人和學者的身份關(guān)系。但他依然故我地說。有一次，一個權(quán)勢部門在他發(fā)言后不久即公開宣稱，成思危的言論僅僅代表他個人。他似乎也不忌諱。
采訪時，他依然還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在職領導人，但是沒有秘書在場，沒有下級官員陪同，他就像一個教授在等幾個討教的同仁。我希望專訪他的電子郵件發(fā)給他后，他當即回復說可以，并定下時間地點。按過去的經(jīng)驗，采訪黨政要人，起碼需要一份蓋好單位公章的采訪函件。他什么也沒要。采訪開始時，我擔心采訪過于正式，就挪了椅子坐在他斜側(cè)，他絲毫沒有介意。
學者們往往講究片面的深刻。他似乎也是。他在回復我的電子郵件中，說采訪提綱太寬泛了，他什么都可以回答，但他希望問題能夠集中些。這樣的回復，讓人想起導師給研究生指導論文。
采訪結(jié)束后，攝影師給他拍照。他站在國旗邊拍了一張，站在兩幅他自己擬就的座右銘前拍了兩張，一幅字是：隨遇而安，知足常樂。另一幅字是：多研究，少開口；多學習，少應酬；多辦事，少出頭；多協(xié)商，少獨謀。
整理采訪筆記時發(fā)現(xiàn)，我們的采訪并未依據(jù)最初的提綱照本宣科，“超綱”的問題他也回答了。而且，在他大詞串聯(lián)的國家敘事中，夾雜了“年輕，孩子，沖動”這樣的民間語文，沒有春秋筆法的微言大義，也沒有“臣光曰”的正襟危坐，有的是一個學者的嚴謹表述，一個古稀老人的生活感悟。
成思危，中國政黨制度中的傳奇人物，一個叫人難以忘卻的參政黨領袖，在北京的春天里，退休了。
3月13日下午四點，在北京市朝陽區(qū)吉祥里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機關(guān)大樓，在成思危位于三樓的新辦公室里，我們進行了他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媒體專訪。
成思危：“萬點可期”說不負責任
為了公平，資本利得稅應該征
南方周末：今年“兩會”期間，民建中央提交了 “完善資本市場稅收政策”的提案，提出征收資本利得稅，據(jù)說您個人也是主張征收資本利得稅的，為什么？
成思危：我去年12月中旬就已不擔任民建中央主席了，不大清楚這一提案的出臺過程。民建會員大多數(shù)是經(jīng)濟界人士，都比較關(guān)注資本市場。在中信集團公司有一個民建支部，他們在一次證券市場的研討會上，建議應該對證券市場的稅費有一個通盤考慮�，F(xiàn)在，國家收印花稅，證券公司收手續(xù)費，證交所收管理費，但是，多數(shù)國家收取的資本利得稅，我國目前還沒有考慮征收。
我曾經(jīng)說過，應當征收資本利得稅。這是為了整個社會的公平而遏制暴利和過度投機！你想，一年收入兩萬四的人就要交納個人所得稅，而炒房炒股賺幾十萬、上百萬的人一點稅都不交，這合理么？
我在去年發(fā)表的《讓股市日趨健康》一文中就已指出，如果要收資本利得稅，必須堅持兩條原則，第一條原則就是保護中小投資者，也就是起征點要高，比如說月收入五萬元以上，另外一個就是要鼓勵長期持股，如果你持股一年以上再賣，可以減收，甚至免收。
南方周末：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建議，是否與最近幾年來股市和房市總體上高歌猛進的局面有關(guān)？
成思危：流動性過剩造成了股市和房市同時飆升。在流動性過剩的前提下，應該采取措施，而且這個措施應該是長期的。我認為征收資本利得稅的問題值得研究。
勞動合同法肯定是善法
南方周末：今年“兩會”，新勞動合同法成為一大熱點，您認為勞動合同法是惡法還是善法？
成思危：肯定是一部善法。勞動合同法的立法原意是好的，因為它是要保障勞動者的權(quán)益，勞動者的權(quán)益應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不然各地就可能會有很多差別。隨著我國經(jīng)濟的發(fā)展，勞動者的收入應該是逐步提高的，福利也應該是不斷改善的，這個是世界各國的共識。
由于勞動合同法的推出，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yè)的成本增高，生存不下去，有的甚至遠走高飛，轉(zhuǎn)移到勞動力更加便宜的國家，這是正�，F(xiàn)象。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到今天，產(chǎn)業(yè)升級是大勢所趨。
但是企業(yè)只有不斷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才能不斷增加職工工資，否則拿什么付工資？現(xiàn)在有人說，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一次分配也要注重公平，這個概念我覺得不大對。二次分配要注重公平，一次分配則要注重效率。一次分配是企業(yè)內(nèi)部的分配，政府可以做的，只是規(guī)定最低工資水平、規(guī)范勞動關(guān)系等等事宜，至于企業(yè)給工人多少工資，則要根據(jù)企業(yè)的效益來確定。
我還主張要三次分配，就是先富起來的人們，自愿拿出一部分財富幫助弱勢群體改善它的醫(yī)療、生活、教育等條件。
這樣的分配體制才真正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以前過分強調(diào)效率不強調(diào)公平的時候，我大聲疾呼注意公平，但是現(xiàn)在大家都強調(diào)公平的時候，我覺得要注意提高效率。如果我們整個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不能提高，你拿什么去改善人民的生活？企業(yè)要是倒閉了，那公平和效率都沒有了。
黃金十年的說法不大負責任
南方周末：這兩天，A股跌破4000點的說法，搞得股市人心惶惶，您怎么看？
成思危：我在去年年初就指出，股市泡沫正在形成，投資者要注意風險。我看當時股市漲得很快，認為有必要提醒投資者。我當時還說過，不提高上市公司質(zhì)量，漲上去也會掉下來。嚴重的泡沫使股指漲到6000點，現(xiàn)在掉到4000點左右。當時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現(xiàn)在大家冷靜一些了。
南方周末：有人說中國的股市在未來幾年能夠漲到8000點，甚至一萬點，會這樣么？
成思危：“萬點可期”、“黃金十年”等等說法都是不大負責任的。從長遠看來，由于股市總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它將來總有可能漲到一萬點，但是兩三年之內(nèi)不可能。因為熊市和牛市總是交替的，根據(jù)中國的情況來看，大概也就三四年交替一次。十年黃金牛市的說法，已被事實否定了。
南方周末：今年2月份的CPI上漲了8.7個百分點。面對這么高的數(shù)字，你覺得中央政府應該采取什么樣的措施？
成思危：在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通貨膨脹采取的措施都已經(jīng)講到了。我個人認為在執(zhí)行中要注意兩點：
第一，中央政府的措施要得到嚴格執(zhí)行，不允許陽奉陰違，不允許打擦邊球。
第二，政府部門在執(zhí)行過程中，發(fā)現(xiàn)有缺陷，要及時改正�，F(xiàn)在我們政府很多部門，還不大習慣于承認自己的不足。其實這是不對的，任何政策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一成不變，發(fā)現(xiàn)問題就應當及時改正。
我是以學者的身份說話的
南方周末：過去十年，您不僅是一位學者，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您就股市等公共問題發(fā)言的時候，是怎樣處理學者和國家領導人的身份關(guān)系的？
成思危：其實，我每次發(fā)言的時候都強調(diào)，我是以學者的身份講話的，但是人們還是不大理解。實際上，從人大的角度看，我首先是人大代表，人大是立法機構(gòu)，政府是行政機構(gòu)。人大是集體決策，我也只有一票，所以每個人大代表應該都有權(quán)發(fā)表自己的意見，而且這個意見可以被采納，可以不被采納，并不是說都被采納。
我在人大發(fā)表的意見，估計有30%左右沒有被采納，因為多數(shù)人不贊成。所以，我覺得人們把人大副委員長這個身份和政府副總理等同起來，實際上是不對的。這在國外是很清楚的，國內(nèi)有些人卻一直弄不清。你看國外的議員有意見就說，政府做不做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不要把我的想法誤認為是政府的想法，更不能以此為由來阻止我講話。至于我所講的話是否正確，可以等時間和實踐來檢驗。
金融改革的得與失
南方周末：您在參政議政中多次論及金融改革，為我國的金融改革做出了重大貢獻。作為一個審慎的樂觀主義者，您如何評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改革的得與失？
成思危：應該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金融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績，也還存在著很多問題，我去年專門出了一本《論金融改革》的書來論述。我國的金融和市場經(jīng)濟發(fā)達國家的金融相比還不夠成熟，雖然說我們的銀行上市成功了，但上市成功并不等于改革已完成，我們在金融創(chuàng)新等等方面，跟人家差得很遠。我們銀行的人均利潤和收益成本比，比人家低不少。
現(xiàn)在，給中國戴高帽子的人比較多，說中國是金融大國。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我國還處在工業(yè)化的中期，還不能說是金融大國。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看這個問題：
第一，從國家的發(fā)展過程看，它首先是輸出初級產(chǎn)品，然后是輸出制成品，然后是輸出資本，然后是輸出知識，我國現(xiàn)在還處在輸出初級產(chǎn)品和制成品這兩個層次上，資本輸出很少，知識輸出就更少了。與發(fā)達國家相比，我們很多方面都還不如人家，我們還沒有紐約、倫敦這樣的世界性金融中心，談不上金融大國。
第二，從資本的發(fā)展來看，第一步是產(chǎn)業(yè)資本主導，第二步是商業(yè)資本主導，第三步是金融資本主導。我國現(xiàn)在僅處在產(chǎn)業(yè)資本主導這一步，金融資本還沒有在我國起主導作用。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如果說我國的金融資本很強的話，我們就不會拿那么多的外匯儲備去買人家的債券了。買人家的債券，就是我國自己的金融資本家沒有能力運用我國的外匯儲備來賺錢，所以只好把錢借給外國，讓外國的金融資本家去賺錢，然后把債券的利率給我們。
南方周末：就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而言，假設我們用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研究生比喻我們的競爭能力，您認為我們應該處于哪個階段？
成思危：我覺得總體上可能也就是中學生的水平，雖然我們有一些很優(yōu)秀的人才，但還是鳳毛麟角，也起不到操控全局的作用。
警惕重蹈日本的覆轍
南方周末：您認為我國會不會像部分日本金融界人士所擔心的那樣，重蹈日本泡沫經(jīng)濟的覆轍？
成思危：這個問題是值得我們警惕的，但是中國和日本的情況有所不同：
第一，社會制度不同，中國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統(tǒng)一領導下，沒有黨派之爭，沒有反對黨。雖然說我們的某些金融政策可能不完備，但還是比較容易貫徹，貫徹過程中或許有人打擦邊球，但畢竟沒有人公開反對，而日本就不同了。
第二，中國現(xiàn)在是發(fā)展中國家，以實體經(jīng)濟發(fā)展為主，盡管金融也在發(fā)展，但是金融資本還沒有起到主導作用。從這一情況看來，盡管金融上遇到的問題會對國家有比較大的影響，但影響的程度不會像日本那么大。
第三，正因為我國的虛擬經(jīng)濟不夠成熟，所以我們現(xiàn)在有些問題實際上是由于缺乏經(jīng)驗造成的，這些問題它比較容易改正。而那些金融制度已經(jīng)比較固定的國家，像日本那樣就不好改。
從這三點看來，中國可能不會像日本那樣嚴重衰退，但我們要有憂患意識，居安思危。
南方周末：我們應該怎樣將居安思危的意識化為行動？
成思危：我認為要從這三個方面來進一步防止重蹈日本覆轍：
第一，嚴格地執(zhí)行政策�，F(xiàn)在控制熱錢的流入非常重要，因為熱錢流入造成了我國流動性過剩，容易引發(fā)通貨膨脹。但是要控制熱錢流入必須要有嚴厲的措施，必須要更進一步加強政府的權(quán)威來控制熱錢的流入。
第二，提高我國自身的金融競爭力。我們要研究虛擬經(jīng)濟和實體經(jīng)濟，把握好它們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
第三，如果政府部門有不足之處，甚至決策錯誤之處，要敢于承認，及時糾正。最怕的就是為了保住政績而捂住問題。
南方周末：您剛才說了中國如何避免重蹈日本覆轍的思路，這些觀點您在參加議政的過程中提出過嗎？
成思危：我沒有專門針對這個問題來提，但是提出過相關(guān)的觀點。關(guān)于東亞金融危機，我曾在參政議政中報告過其對中國的啟示。但那個時候的問題跟現(xiàn)在不一樣。我最近在北大光華信念論壇上講，改革開放中制度創(chuàng)新是關(guān)鍵，要處理好四個關(guān)系。即法治和人治的關(guān)系，公平和效率的關(guān)系，集權(quán)和分權(quán)的關(guān)系，政府和市場的關(guān)系。
南方周末：日本的匯率改革與日本泡沫危機有一定的關(guān)系，就中國而言，您認為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在什么時候推進比較合適？
成思危：我在東亞金融危機時提出要三步走，第一步就是釘住美元，第二步是釘住一籃子，第三步就是實現(xiàn)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F(xiàn)在實際上在走第二步。蒙代爾曾對我談過，2008年有那么多外國人來中國，實現(xiàn)自由兌換正是好時機。我說這取決于兩條，第一條是世界總的金融形勢，美元、歐元、日元等主要幣種的走勢，第二個取決于我們監(jiān)管的能力，如果管不住就放開，通常就會出事。我主張要循序漸進，逐步放開。現(xiàn)在我國經(jīng)常賬戶下1996年就放開了，資本賬戶下約有一半基本算放開了，今后要穩(wěn)步推進。
我國已經(jīng)加入WTO，經(jīng)濟全球化、國際金融一體化的步伐也在加速，所以我認為人民幣實現(xiàn)自由兌換的時間不會太長，有人說要30年，這太悲觀了。我個人的估計應該是5年到10年。
參政，影響決策
南方周末：作為一個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一名學者，您是如何將學術(shù)研究成果和參政議政結(jié)合起來的？
成思危：治學和從政都是為了報國。作為學者，治學是參政的基礎。發(fā)表意見也好，推進人大立法、監(jiān)督工作也好，我都要以治學為基礎。我的工作涉及經(jīng)濟立法比較多，沒有學術(shù)研究，是做不好的。
比如說公司法修訂的時候有人提出，上市公司既然有了監(jiān)事會，是不是可以不要獨立董事了？根據(jù)這樣的想法，公司法修改草案上寫著“上市公司可以設獨立董事”，換句話說，就是可以設也可以不設。我堅決不同意。根據(jù)我的研究，監(jiān)事會是代表大股東和職工利益，而獨立董事是代表公眾投資者利益的。如果你不要獨立董事，那么，當大股東的利益和職工的利益一致的時候，監(jiān)事會就可能損害公眾投資者利益。
所以，無論是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會上，還是委員長會議上，我都主張把“可以”兩個字拿掉，最后大家采納了我的意見。相當于將“可以”變成了“應當”，將任意性規(guī)則變成了強行性規(guī)則。
南方周末：您領導下的民建中央在參政議政中，是以什么樣的方式影響中央決策的？
成思危：民主黨派都有不同的聯(lián)系對象。民建和經(jīng)濟界人士聯(lián)系密切，七成以上是經(jīng)濟界人士。我們參政議政的方式與此相關(guān)。大體上說，民建中央?yún)⒄h政有兩個重點，一個重點是研究如何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結(jié)合中國國情，大膽借鑒風險投資等等國外先進的東西，提高發(fā)展的效率和效益；另一個重點是如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公平和公正，特別是保障弱勢群體的合法利益。
圍繞這兩個重點，我們通過提案，寫報告，領題目，在協(xié)商會上發(fā)言，給中央領導寫信等等方式參政議政，為中央領導建言獻策。
南方周末：提案我們?nèi)菀桌斫�，其他方式我們則很少聽說，您能否舉幾個例子？
成思危：給中央領導寫信，是常見的參政議政方式。比如，我前年到西藏、青�？疾�，回來后寫了一個報告，我簽上名，以民建中央的名義，遞交給中共中央，就青藏環(huán)境保護等問題提出一些建議。中央領導同志批示給發(fā)改委，他們專門研究之后，反饋給中央領導，中央領導又批示反饋給我，告訴我建議落實的情況。
相比之下，領題目則不太常見。所謂領題目，就是中央提出問題，我們針對問題再提出建議。比如說，三年前的春節(jié)座談會上，胡錦濤總書記提出外匯增長比較快的問題，跟我說：思危同志，你們是不是可以研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專門作了研究，并及時提出了建議。
南方周末：民建中央在參政議政中，對中央政府的重大決策產(chǎn)生了哪些影響？
成思危：過去十年間，影響最顯著的提案就是建議發(fā)展風險投資事業(yè)的提案。1998年九屆政協(xié)一次會議上，這個提案被大會列為一號提案。由于適應整個形勢的要求，中央領導同志高度重視，十幾個部委聯(lián)合落實這個提案，掀起了中國風險投資的熱潮。如今，我國風險投資事業(yè)已擁有360家風險投資機構(gòu)、管理資金超過660億元，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獲得風投資本的國家。又如，兩年前，我們提出統(tǒng)一內(nèi)外資企業(yè)所得稅，被全國政協(xié)列為一號提案，相關(guān)法律目前已經(jīng)正式實施了。當然，我們提出的建議有的黨派和社會人士也可能提過，但只要能夠被采納，就算是起到作用了。
南方周末：推出一個有望對中央決策產(chǎn)生影響的提案或者報告，一般需要多長時間？
成思危：不管以什么樣的方式參政議政，不管是提案還是報告，都要建立在實地調(diào)查和學術(shù)研究的基礎上。不能光喊幾句空話。每個建議的提出都不簡單。例如廉租房問題，我們在給中央寫報告前后，就與建設部開了三次會。我本人三次都出席了，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出席了兩次。2005年，廉租房提案提出后，汪光燾和我們交換意見，我們感到還需要做很多調(diào)查研究，我們就專門開了一次研討會，還派人到美國和德國考察廉租房問題，然后和建設部做第二次交流，形成意見后我給溫總理專門寫了一個報告。第三次和建設部交流，是討論如何落實溫總理的批示。前前后后，有一年多的時間。
慷慨陳詞，鞠躬盡瘁
南方周末：聽說，您在參政議政的時候比較注重傾聽普通老百姓的心聲，您是怎樣聽到底層聲音的？
成思危：我天天都上網(wǎng)。不一定只看網(wǎng)友對我的評論，我可以了解網(wǎng)上人群的動向，并從網(wǎng)友的一些評論中得到啟示。
我還看人民來信。不少人給我寫信，反映社情民意。有的企業(yè)退休的同志給我來信說，同樣大學畢業(yè)，企業(yè)退休和機關(guān)退休待遇就差很遠，他們說，我們不是活不下去，就是咽不下這口氣，憑什么都是同班同學，從企業(yè)退休的待遇就比政府機關(guān)低得多？
另外，我每到一個地方都召開民建會員座談會。我當了11年的民建中央主席，開了幾百次座談會，因為我覺得民建會員反映情況可能會真實一些。
南方周末：參政議政中，您曾經(jīng)寫過一句話：慷慨陳詞，豈能皆如人意；鞠躬盡瘁，但求無愧我心。這是您自己的原創(chuàng)嗎？
成思危：豈能皆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不是我的原創(chuàng)，這是徐悲鴻曾經(jīng)用過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原創(chuàng)。但慷慨陳詞和鞠躬盡瘁，是我加上去的。我擴充這句話，用它來鼓勵自己，無論是著書演說，還是建言獻策，或者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履行職責，都以這句話鞭策自己。
我講話，往往是和潮流不一樣。熊市的時候，我讓大家以堅定的工作恢復股市的本色，股市太熱的時候，我又講要注意泡沫。大家強調(diào)效率的時候我講公平，大家過分講公平的時候我又強調(diào)效率。不嘩眾取寵，不迎合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要有勇氣，我只能“但求無愧我心”。不要想你講話人家都滿意，總有不滿意的。
比較而言，我更喜歡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思想境界要更高一些。
南方周末：您曾說過，參政議政過程中，應該“識大體，顧大局，有作為”。這話怎么講？
成思危：講話，要講真話講實話，但也要看場合，看對象，例如在內(nèi)部講話就可以講得更尖銳一些，而在公開場合講話，表達同樣的觀點，用的語言就可能不一樣。這就叫顧全大局。但是你的主要觀點不能變化，不迎合他人，不嘩眾取寵，這是一個學者基本的道德。
南方周末：回顧您參政議政之路，您認為您的父親、著名報人成舍我，有沒有影響到您參政議政的風格？
成思危：父親一生自強不息，剛直不屈，愛國不渝，情深不移，對我的影響是不容置疑的。比如，我一直強調(diào)多說真話實話，少說空話套話，不說大話假話，我覺得這是一個學者從政的基本理念。當然空話套話一點兒不說可能不現(xiàn)實，但是說了沒用，多說真話實話，我確實是本著這樣的原則做的。
父親在我12歲的時候，寫了“自強不息”四個字送給我。我對自強不息的解釋，就是順境時不懈怠，逆境時不沉淪。這才是真正的自強不息。“文革”期間，我受了委屈，身處逆境，但我不愿意沉淪，學了好幾門外語。燒鍋爐的時候，我學了鍋爐學，我不愿沉淪，相信總有一天還會有用。但是順境的時候不懈怠，我認為更難。說實話，像我這個年歲，不學習也照樣可以憑經(jīng)驗當領導。我做了十年副委員長，從來沒去過北戴河度假。節(jié)假日、晚上和周末還要學習和寫作。這就是不懈怠，這也是自強不息。
退下是高興的事情
南方周末：過兩天，您就要卸下繁重的政務，離開參政議政的政治舞臺，此時此刻，您愉快么？
成思危：15日就要離開了。15日就要選出新的副委員長。官員是暫時的，學者是永恒的。所以從學界出來再回到學界，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失落感。我現(xiàn)在退出來回到學術(shù)工作中，對我來說是很自然的事情，某種程度是很高興的事情。
南方周末：我是否可以用如釋重負這個詞，來描繪您此時此刻的心情？
成思危：人生有兩個階段，一個階段要做你必須做的事，堅守你的責任，比如你當了人大副委員長，你就不能不管工作純粹搞學術(shù)。退下來，就可以轉(zhuǎn)入另一個階段，做我喜歡做的事情。搞學術(shù)研究是我的愛好，我愿意重新回到學術(shù)工作中。所以，我有一種從做我必須要做的事，轉(zhuǎn)向做我喜歡做的事的喜悅。從這一點說，可以說是如釋重負。把我從職務的責任中解脫出來。但是對社會，我還有一種使命感和責任感，只是不同于職務給我的壓力。
南方周末：16歲那年，您提著一個包，離開香港回到內(nèi)地，回頭想想，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你做出這樣的選擇？
成思危：你們沒有生活在那個時代，那個時代是中國一個大轉(zhuǎn)折的時代，當時很多年輕人，不單我，都對新中國充滿希望，都心懷理想，離開家庭，來到內(nèi)地，這是當時的潮流。我當時在香港上了進步的學校，受到左翼作家巴金等人的影響，就秘密參加了青年團，抱著一種報國的思想回來了。這也許是一種年輕的沖動。
南方周末：反觀您參政議政之路，您認為，您是一個政治家還是一介報國的書生？
成思危：回顧我這一生，有三個轉(zhuǎn)折點。一個轉(zhuǎn)折點是16歲從香港一個人回到了內(nèi)地，走上報國之路。第二個轉(zhuǎn)折點是1981年到美國改行學經(jīng)濟管理，拓寬了我的專業(yè)領域，從科技興國轉(zhuǎn)向管理興國。第三個轉(zhuǎn)折點就是1995年參加民建，走上了從政的道路。所以簡單地說就這么三個轉(zhuǎn)折點。
應該說，我是一個學者型的政治家。我既然從政，就不能脫離政治，我到國外演講，就要維護國家的利益。在國內(nèi)立法的時候，也要考慮到政治因素。我是一個政治家，但我曾努力做一個學者型的政治家，要用學術(shù)研究來支持我的政治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