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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農業(yè)稅時代農村改革難點分析之三 農民減負難

2006-9-27 17:30 正保會計網!す砉茸印  】【打印】【我要糾錯

  連續(xù)幾年召開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工作會議之后,9月1日至2日,國務院再次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這也是首次把會議改名為全國農村綜合改革工作會議。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會議并發(fā)表重要講話。他強調,農業(yè)稅的取消,標志著我國農村改革開始進入綜合改革的新階段。

  農業(yè)稅取消后,農民負擔依然很沉重

  據深圳商報報道:記者最近在洞庭湖糧食主產區(qū)發(fā)現,農民負擔問題并未因此徹底解決,少數地方由于機構臃腫、債務拖累、公共財政缺口大等原因,農民負擔依然相當沉重。據湖南省農村工作辦公室統計,2005年湖南農民負擔大幅度降低,人均為63.3元,但洞庭湖糧食主產區(qū)很多鄉(xiāng)村農民人均負擔接近200元,高的達到300元。

農民致富路上多坎坷,農民負擔依然很沉重,落實取消農業(yè)稅成果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圖:新華社)

  筆者認為,類似與上述報道中的情況,全國也很普遍,農民負擔沉重的現象似乎沒有什么變化,農村象征機構改革難度大,基層財政變相亂收費的現象依然存在;基層財政債務負擔沉重,歷史欠帳問題成為加重農民負擔的隱患;義務教育改革滯后等等,農民減負工作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取消農業(yè)稅對農民減負意義不是很大

  根據農業(yè)稅和特產稅改革成本測算,取消農業(yè)稅的成本在350億,除煙葉外的特產稅改革成本在150億左右,總體農民人均減負在70元左右,如果再加上取消的農村“三提五統”的收費改革,農民人均減負在100元左右,農村每個家庭年減少負擔300元以上,這樣的改革力度實際上意義不是很大。

  根據相關數據表明,我國人均年收入425員以下的貧困人口大概在4000萬左右,人均年收入625元以下貧困人口在9000萬左右。農業(yè)稅和特產稅取消真正效用明顯的惠農范圍在1億人口左右,占到農民人口的15%,收入增長大體在15%,但是這部分人群的收入總體水平還是很低的,農民貧困的狀況依然很嚴峻?梢哉f取消農業(yè)稅在合法稅費上實現了農民減負,更多的非法收費項目更在國家財政監(jiān)管之外,所謂的預算外收費項目。這部分收費項目不解決,地方長期存在的預算外收入項目將始終成為農民負擔的加碼器,那么取消農業(yè)稅的意義將逐漸被非法項目所蠶食。

  農民負擔主要來自義務教育,醫(yī)療體制,亂收費等方面

  筆者認為取消農業(yè)稅和特產稅理論意義大于實際意義,是在農民減負工程中比較容易的一環(huán),也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環(huán)。農民負擔沉重的原因很多,既有歷史的原因,也有體制和機制的原因。

  首先是縣鄉(xiāng)基層財政體制機構臃腫,人浮于事,吃飯財政的現象嚴重,人員費用支出一般會占到基層財政支出的70%左右。

  其次是中央地方財政體制改革不到位,財權和事權嚴重不匹配,基層政府醫(yī)療,衛(wèi)生,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嚴重資金不足,農民負擔主要還在這些領域。

  再次是中央政府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健全,惠農資金不能正常到位,對與基層政府關于農民切身利益的支出支持力度不是很大。

  第四是農村不富裕,農業(yè)不發(fā)達,效益不高,農民收入增長緩慢。

  第五是基層財政機構存在諸多的亂收費項目,這些體制外存在的收入不在國家預算監(jiān)管范圍內,一直是地方政府收入的糊涂帳,中央政府在監(jiān)管上存在難度,真正減負的難點也在這里,

  從上面簡單的分析中我們看出,農民負擔來自各個方面,主要是在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方面,要真正減輕農民負擔要從以上諸方面入手。

  取消農業(yè)稅的改革會不會陷入“黃宗羲定律”的怪圈

  溫家寶總理曾在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記者招待會上大聲疾呼:農村要精簡機構和人員。溫總理介紹,有一個縣十二三萬人口,“吃財政飯”的多達5700人。如果不精簡機構,不減少人員,農民的負擔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在會上他提到了“黃宗羲定律”,表示我們的改革一定不能陷入“黃宗羲定律”的怪圈。

  所謂黃宗羲定律,源自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先生在著作中提出的著名觀點:在賦稅改革的歷程上,一貫都是“食之者眾,生之者寡”,表面上暫時百姓身上的負擔減輕了,但過不了多久,又瘋狂地反彈,百姓陷入“積累莫返之害”。唐朝的“兩稅法”、明朝時的“一條鞭法”,清代的“攤丁入畝”莫不是如此。實際上,所謂苛政猛于虎很大程度上就是對這種現象的具體描述。我國農業(yè)稅改革會不會也陷入這個怪圈呢?筆者認為,如果沒有配套措施的改革,基層政府掌握收費的權利,改革減少的收入一定會通過其他各種名目的收費找回來。

  那如何防止這樣的情況出現呢?筆者認為一方面國家要加強對農村義務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方面的財政投入,只有資金到位了,公共服務才能真正發(fā)揮作用,重點是義務教育的盡快改革,關系到農民長遠的生計。另一方面要加強基層財政改革,改變基層財政臃腫的狀況,財權上采取鄉(xiāng)財縣管,省直管縣的改革,清理不合理收費項目,預算外收入納入預算內管理。第三要改革目前的各級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狀況,國家逐漸承擔義務教育,醫(yī)療衛(wèi)生等公共服務的財政義務的同時支持地方經濟的發(fā)展,增強地方財政實力。第四要加強農業(yè)等方面的財政支持,運用專項支農資金支持農業(yè)的產業(yè)化,集約化發(fā)展,提高農業(yè)效率,增加農民收入。

  農民減負工作任重道遠,工作需塌實努力推進

  農民減負工作是個艱難的系統化的工程,改變基層政府財政收支不平衡的狀況,改善農村公共服務的水平,增強地方財政實力,加快農業(yè)發(fā)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在系列改革穩(wěn)步有序進行的過程中,農民負擔出現短期的反彈是很正常的事情,從長期來看,只有各項改革順利到位,取消農業(yè)稅等的系列改革才能真正惠及廣大民眾。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取消農業(yè)稅是我們改革基層政府體制問題的一個開始,是減輕農民負擔,合理解決三農問題系統工作的一個良好的鋪墊,單項改革的成敗不影響整體改革的成效,短期的成果波動也不影響長期的改革成敗,相反在改革中出現一些問題的反復可以暴露出很多問題,進而完善我們的改革措施,為以后的改革積累經驗,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取消農業(yè)稅意義不僅在于減輕農民負擔,而且在于更長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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