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龍運（亞洲開發(fā)銀行高級經濟學家）：
謝謝。各位專家真是非常守時，時間控制的非常好。根據主辦單位的安排，我有一個任務，就是要把各位專家發(fā)言當中的主要觀點再總結重復一遍。
首先是賈康所長的發(fā)言，他基本上是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長過程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解釋，實際上是從歷史的角度看現(xiàn)在的高速增長。這樣的高速增長是來自于過去長時間的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的反彈形成的趨勢。另外一個觀點是，GDP和稅收增長的關系應該主要從經濟的基本面上看，經濟基本面主要看經濟增長宏觀的狀況，從這個角度講，他認為經濟基本面處于良好的狀態(tài)是支持稅收一定數目增長的支撐點。從像高培勇教授提到的其他因素看，目前增長的高速度是有它的合理的一面。當然，他還做了一些和國際的比較，考慮了其它的一些因素，比如非稅收收費的問題。實際上也是暗含著稅收增長和高稅收收入當中有是有一些隱憂，值得注意的問題，所以他非常贊同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的態(tài)度。
他接下來舉了幾個例子，內蒙的事情我也很清楚，去年總投資增長是70%多，這個數字猛的一說出來嚇人一跳。內蒙有一些地區(qū)把十年的資源一下子賣掉了，有個縣把幾十億的礦業(yè)資源用幾個億賣出去了，但是這幾個億的現(xiàn)錢能解決很多問題。 當然賈所長還提到很多，有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問題，經濟增長速度的問題，收入下降以后怎么辦，收入多了怎么花。最引人注意的就是經濟轉型的問題，這是非常值得高度警惕的，我們現(xiàn)在可能非常滿足這種收入的增長，非常滿足GDP的增長，非常滿足這種粗放的方式，這種滿足實際上隱含著很大的危險。
張教授講的觀點非常鮮明，第一他非常支持加快稅制改革速度，這個跟安教授的觀點是一致的，其中重點他認為應該大力宣傳加快兩稅合并的進程，加快兩個稅制的改革，特別強調了國民待遇和彼此競爭公平的問題。
另外一個他認為目前宏觀經濟運行當中也存在一些隱憂，比如他提到兩個循環(huán)的問題。除了張教授講的勞動條件，工人利益，勞動保障，社會保障和風險的問題以外，其實我們還可以看到，外商在中國投資的利潤有多少，從利潤里面拿出的工資又有多少，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數字。我覺得這是他最突出的一個觀點。接下來他還提出行政開支增長速度快，這個我們也有同感。還有財政改革速度慢和解決財政透明度不高的問題，這說明收入增長以后，更加要考慮把錢花得有效率，更加讓老百姓放心，這樣才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從宏觀層面到微觀層面，袁教授講的問題觸及面比較寬，他講到欠發(fā)達地區(qū)，他提了幾個非常有意思的觀點，也有很新的想法，比如他認為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的成績有問題，這確實是很有意思的話題，比如財政速度增長這么多，從納稅人的角度講，可能不是一個好事，因為個人要把自己的錢掏給政府，錢就不受控制了，就算花的有效率，我也不一定同意。從經濟學來講，稅收是犧牲學，犧牲微觀的利益，維護公共的利益。從犧牲的角度講，不是犧牲越多越好，犧牲也要有個度，按我們老的傳統(tǒng)理論來說，要取之有度，這個度非常難掌握，如果連續(xù)每年快速，而且是超高速增長，不一定是好事，像袁老師提出的觀點是非常值得我們深思的。他也講了稅收經濟發(fā)展的規(guī)律，另外一個還講了稅收的比重，這個跟安老師后面講的也有類似的情況，稅負本身不超，但是加上其它的因素，可能就很高。
袁老師還提到幾個問題我也覺得挺有意思，其中提到收入增加以后，很多壞的方面表現(xiàn)出來了。剛才講的稅收過快增長，不是一個好事，但是從政府角度，政府要履行他的公共職責，沒有稅收肯定是不行的，稅收取在這個度上，花在這個點上，稅收的效率大家有目共睹。但是目前存在很多公共服務的缺失，比如救災救難是政府的一個重要的服務功能，屬于公共服務，需要社會關注。但是盡管我們對很多災民有同情心，也不能每個人跑到救災區(qū)，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工作，而且我們不能把自己的收入全部捐出去。政府把力量集中起來解決問題當然非常好，效果好的話，老百姓自然高興。
還講了一個觀點，其中有兩個大事的問題，他講了過去我們講的集中資源辦大事，這是過去社會主義的問題，集中全國資源，專門針對某一個問題在短時期內獲得大的效果，這個思想現(xiàn)在沒怎么改變。從西部大開發(fā)，到東北振興到東部崛起，我們全國每個地方都是重點領域，你想想哪個地方不被重視呢？這個思路提出來，實際上背后有可以繼續(xù)研究的一些東西。
安體富老師講的觀點非常清晰，簡單介紹是這樣的，一個他認為現(xiàn)在稅收多了，財政收入收的太多了，他沒有從支出的角度，他從和國際角度，總稅率，宏觀稅負各個方面論述，給出四個理由。他認為戰(zhàn)略目標是我們財政收入要取之有度的問題。這個度沒有定論，而且國際上有沒有可比性，因為彼此的歷史有差異。他從中國將來發(fā)展趨勢來講，認為應該考慮三個重點因素，公積金，企業(yè)銀行費，職工工資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這夠不夠來設立一個度的充分條件，需要進一步的討論。再一個他講到加速財稅改革步伐的問題，我認為這個講的也非常好，和前面張教授講的觀點趨近。
我把我聽到的各位專家的發(fā)言提煉了一下，接下來在進入討論時間之前，我也想談談我自己的看法。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
各位嘉賓都是從成長的角度談的，現(xiàn)在收入高了，經濟負擔程度也高了，我現(xiàn)在放棄這個程度不講，來講它增量的問題，增長的速度是不是過快。這么快的速度保持每年增長，可能增量過快。這里面實際上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有兩派觀點，一個認為不快，另外一方面認為快。認為不快是部分政府部門。他們把稅收增長速度和各個產業(yè)的增長速度相比，和加強征管的偶然性因素相比，然后再加上計價，統(tǒng)計中考慮的因素很多，確實這些因素是存在的，但是民間和獨立研究提出來一個問題，就是稅收增長過快的原因，高速增長的稅收無疑是加重了稅負。這中間就有個矛盾點，基于看問題的不同的角度。政府解釋了單個納稅人沒有增加稅負的問題，稅制沒有變化，單個納稅人的稅率沒有提高，但從宏觀角度來講，稅率是提高了，所以區(qū)分來看，過去某個人交稅交少了，現(xiàn)在交多了，有兩個可能，一個是業(yè)務發(fā)展，一個是過去逃稅，所以從宏觀上來講，稅負增長是不可否認的。
第二，這種長期的高速增長能不能持續(xù)下去，能持續(xù)多長時間？幾乎所有的人都說不可持續(xù)下去，因為增長速度太快了。我想說的是持續(xù)是個時間概念，總體講不可持續(xù)很簡單，但是事實上通過分析，這樣的快速增長是可以持續(xù)很長時間的。簡單來看，從經濟風險的角度講，經濟基本面目前是支持這種高速增長的。再一個，經濟增長的速度是支持稅收高速增長的，很多人都估計經濟的高速增長在未來十年內是不會有什么變化的。另外，從經濟結構看，中國經濟結構中工業(yè)化，城市化和非農產業(yè)的比重不斷增加，稅費恰好是對這些非農產業(yè)高稅高率，這個結構當中的變化是有利于稅收增長的，一定會使稅收增長高于GDP增長。從稅收的征管制度上看，在加大力度實行征稅工程以后，稅收征管還有30%的空間可以提高，一定能夠提高一個水平。試想一下，如果這三個因素同時起作用，而經濟基本面又不變的話。稅收保持十年增長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這么高的收入收上來以后，更要注意抓好理財問題。剛才安教授說到提高透明度的問題，賈所長也提到提高透明度是一個慢變量。透明度的問題需要從長期考慮。
由這么一個稅收增長的話題，引出了多方的思考。接下來請各位提問題。
提問：請教一下各位專家對征收物業(yè)稅的看法。
賈康：從長期來看，物業(yè)稅對稅收增長有強大的支撐力，它是地方政府掌握的一個支柱性財源。由于物業(yè)稅的稅基沒有流動性，且特別強調在地頭上管理，因此最適合地方政府發(fā)揮其征管優(yōu)勢。地方政府要想把這項稅收管理好，需要它做什么呢？只需要把自己轄區(qū)內的投資環(huán)境優(yōu)化起來，這樣不動產就會不斷升值，不動產升值了它的財源自然而然就有了保證，這正是市場經濟對地方政府的職能定位，也是十一屆五中全會要求的建立健全與事權相匹配的地方政府的始發(fā)環(huán)節(jié)。短期內可以通過某些試點先空轉，在有了一定數據和把握以后轉入實轉，然后再擴大覆蓋面。我個人認為，在長遠目標上，整個財政體制應該扁平化，市縣這些基層政府的支柱性財源就應該是不動產稅，我們也稱之為物業(yè)稅。
提問：您覺得對打擊房地產泡沫能產生影響嗎？
賈康：我覺得沒有多大的作用。
提問：但很多專家在提到房地產調控時，都認為征收房地產稅是很重要的一個手段？
賈康：我個人認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還會堅持只對營業(yè)性房地產征稅，即便是考慮對非營業(yè)性房地產征稅，也會先從豪宅著手，因為如果現(xiàn)在就對所有的非營業(yè)性房地產征稅，民眾的反應一定會非常大，特別是住房改革以前的很多工薪階層、公務員，還有那些50年代把自己的私宅交給國家，到了80年代以后落實政策的這些人，如果突然說自己在有了房子以后還要再交物業(yè)稅，這種做法是不利于構建和諧社會的。
袁鋼明：我的觀點剛好相反，我認為要想控制房地產泡沫就必須要征收物業(yè)稅，現(xiàn)在所有的調控措施都避開了房地產稅，沒有這個稅，房地產泡沫肯定是越漲越高。而如果開征房地產稅，買兩套或多套房子的人馬上就會比只買一套房子的人負擔要多，這對所有投機性買房和囤積房子的人是最有力的打擊，這也是為什么在提出征收房地產稅后馬上遭到很多人反對的原因，甚至很多反對的借口是要為窮人著想。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對于買第一套房子的人我們可以免征房地產稅，但如果買了兩套或多套房子就必須對其征收房地產稅，房地產稅增加了投機性買房和囤積房子的成本，也就起到打擊房地產泡沫的作用。
賈康：如果在管理上能夠分得清，哪些是第一套住宅哪些是第二套住宅的話，完全可以實施從第二套住宅開始征收房地產稅，但現(xiàn)在的問題是我們沒有這樣嚴格的財產登記制度，如果能把這個工作做實了，那么我是完全贊同袁教授的說法的。
提問：賈教授，剛才您和幾位專家一樣都在呼吁稅制改革應利用目前稅收收入強勁增長的好時機盡快進行，目前稅制改革受阻的關鍵點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呼吁，為什么一直不能落實呢？財政部在這個問題上是如何考慮的呢？
賈康：財政部的領導一直在呼吁，強調要從全局出發(fā)，雖然兩稅并軌是減少收入的因素，但也應盡快推出，兩稅并軌的受阻主要還是即得利益格局的制約造成的拖延。
提問：但各級地方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對稅收的偏好是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賈康：據我了解，中央政府沒有什么偏好，包括財政部、稅務總局和發(fā)改委都沒有什么偏好，在這一問題上，幾家單位的意見可以說是空前的一致。
提問：這三個經濟主管部門的意見都一致了，為什么還是不行？
賈康：還是有意見不一致的地方和部門。
張曙光：中國現(xiàn)在確實形成了很多不同的利益群體，一項政策是否能夠實施其實是不同利益集團討價還價的過程。拿兩稅合并來說，引資和出口是某些地方和部門重要的工作，引資和出口多了，他們說話的政績就大了。另外，現(xiàn)在的稅制對沿海城市來講也是有利的，所以現(xiàn)在就算財政部、稅務總局和發(fā)改委都同意了，問題還是不容易解決。
提問：張老師，剛才您說到兩稅統(tǒng)一將會有利于抑制外需，那么您認為合并后的稅率應該定在多少比較適合？
張曙光：財政部應該是早就有方案了，大致是把內資從33%降到25%左右，把外資從15%提高到25%，現(xiàn)在的問題是有些決策權比較大的部門和某些沿海城市意見不統(tǒng)一，所以改革方案一直沒有被通過。
提問：兩稅合并對出口的影響有多大？
安體富：應該說改革開放初期，稅收優(yōu)惠對吸引外資起到了比較大的作用，但現(xiàn)在這種作用正不斷的衰減，而且衰減的很厲害。最近，有一份關于跨國公司對世界60個國家投資環(huán)境的排序，2004年中國是排在了第32位，統(tǒng)計資料分為九項內容，其中宏觀經濟是第一位，市場潛力排在第三位，而稅收僅僅排在第52位。
兩稅合并對出口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但我認為影響肯定不會太大。有數據統(tǒng)計，目前在中國的外資企業(yè)中有60%是虧損的，當然其中假虧損占相當比重，有20%是持平的，交稅的外資企業(yè)可能也就只有20~30%，而且外資企業(yè)在中國還有一個五年的稅收過渡期。應該說調整稅率影響的主要是小企業(yè)，大企業(yè)對此是不會過多考慮的，另外，雖然我們對外資企業(yè)有一定的稅收優(yōu)惠，但由于我們和80多個國家有協(xié)定，這些外資企業(yè)即便在中國獲得了稅收優(yōu)惠，但在它回國后還需要補繳，也就是說我們優(yōu)惠給外資企業(yè)的錢實際上是被企業(yè)所屬國政府收走了，而作為企業(yè)本身它并沒有得到好處。
張曙光：兩稅合并更重要的實際意義是在于建立一個公平的規(guī)則�，F(xiàn)在進入中國的外商已經不再考慮優(yōu)惠政策的事情了，他們更看重的是中國的宏觀經濟前景很好，而且中國擁有一個龐大的市場。雖然這項改革可能會限制某些小的企業(yè)進入中國，但大企業(yè)該進來的肯定還會進來。其實稅收的辦法是很多的，我們完全可以通過進出口的關稅進行調節(jié)。
彭龍運：有調查顯示，跨國公司在對投資環(huán)境進行評估時，投資人最關心的前20個因素中，稅收排在第15位，首先他們關心的是政治問題，然后是經濟面，接下來最關心的是市場容量，接下來是人身安全，是妻兒子女的上學、就醫(yī)和休閑，除了這些以外，然后再考慮稅收和生產鏈條的問題。他們的邏輯是如果我到你這生活的不舒服我不來，如果我到你這不安全我不來，我要是掙不著錢你稅收再低我也不來�，F(xiàn)在大型外資企業(yè)進入中國，并不在于眼前這一點點稅收優(yōu)惠，因為稅收是可以通過轉移的方式來規(guī)避的，通過投資它們可以占據配套的產業(yè)鏈，而更關鍵的是通過進入你的市場，實現(xiàn)其全球化布局。而小企業(yè)是哪里能賺到錢就會到哪里去，像一些低端的加工產業(yè)的外資，它進不進來對中國沒有任何影響，因為中國目前的加工能力足夠生產世界名牌。所以說外資對于我們的影響不在于量的變化，而關鍵在于質的改變。
提問：兩稅合并會不會帶來引資模式的變化？比如對一些高消耗、高耗能的外資企業(yè)會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彭龍運：中國在加入WTO以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渠道，都是按照WTO投資貿易協(xié)議的規(guī)定來執(zhí)行的，從這個角度講，如果我們沒有特定的行業(yè)標準的話，任何外資企業(yè)都是可以進來的。對高耗能企業(yè)的發(fā)展我們是有一些限制性條款的，一是紀委的產業(yè)目錄里凡是高耗能的產業(yè)都是限制性產業(yè)，對限制性產業(yè)都會有一些附加的條件，比如在稅收、資金等方面都會有一定的限制，這必然就減少了這類企業(yè)進入的積極性；從地區(qū)的角度看，我們國家現(xiàn)在還有環(huán)境容量指標，每個省都不能突破這個指數，高耗能會對環(huán)境帶來更大的負擔，因此很多地區(qū)就根本不會讓這類企業(yè)進入；還有競爭比較激烈的行業(yè)，外資進來的意愿也就比較低；另外，一些國家壟斷的行業(yè)外資可能根本就進不來或進來以后也無利可圖。所以，兩稅合并影響的只是外資進入后的收入結果，而不會影響進入的方式和積極性。
提問：兩稅合并是否會促進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彭龍運：從產業(yè)角度講，應該會起到由粗放的引資方式向集約的、有選擇性的方式轉變。
安體富：兩稅合并對外資來講稅率是提高了，對一些小企業(yè)可能會有影響，但對我們引進外資的結構是有利的，因為我們希望引進的是高技術含量的發(fā)展型產業(yè)。
張曙光：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不但要考慮對外資的影響，還要充分考慮到對內資的影響。對外資的稅率提高以后，那些在盈利臨界點上的外資可能會進行一個選擇，但對內資而言把33%的所得稅降到24%，將增加內資企業(yè)的利潤，促使內資企業(yè)發(fā)展的更快一些。我們想一想，外資企業(yè)和內資企業(yè)，如果不解決稅制統(tǒng)一的問題，就會由于稅收方面的差距造成同樣條件的兩個企業(yè)在競爭上的不平等。所以，稅制合并不光要考慮對外資的影響，也要考慮到對內資的積極影響。
提問：剛才各位老師談到現(xiàn)在中國的經濟對外依存度很大，人民幣也面臨著很大的升值壓力，據了解商務部最近又有意向降低出口退稅的稅率，各位覺得這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袁鋼明：出口退稅早就應該全部取消。出口現(xiàn)在已經給我們國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除人民幣不升值以外，鼓勵出口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出口退稅。在93到95這幾年，由于我們處于貿易逆差，外匯收入不穩(wěn)定，人民幣可能還要貶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各種促進出口的措施上，最重要的政策就是出口退稅。現(xiàn)在出口已經形成了這么大的貿易順差，而并沒有在形勢變化的情況下做出相應的改變，所以，我認為出口退稅早就應該全部取消。
安體富：出口退稅是一種國際慣例。出口商品如果在國內交了流轉稅，到了國外還是需要再交稅，這就會造成出口商品的成本增加和競爭力的下降。我認為出口退稅雖然應該是零稅率，但也不妨在適當的形勢下成為解決貿易摩擦的一種調控手段，但是不能徹底取消的。
提問：外經貿的一位司長曾經在最近的北大講座上強調過，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吸引外資的重要性，比如他就講到從全球的角度看，越南也好，印度也好，它們現(xiàn)在吸引外資的速度都在增快，這事實上已經對中國吸引外資造成了一定的威脅，我們如果不繼續(xù)對其實施優(yōu)惠政策，那么就會有更多的外資轉移投資方向，這不僅會影響到中國的勞動力就業(yè)問題，甚至還會影響到我們國家的經濟可持續(xù)發(fā)展。安教授剛才提供的數據是，目前在中國的外資企業(yè)中實際上只有20%在交稅，我覺得提出這樣的數據是批駁那些阻礙兩稅合并的利益集團最有效的方式，您是不是可以再提供一些更量化的數據，比如說如果兩稅合并后，到底會使得多少外資企業(yè)就不進來了，或者到底會使外資企業(yè)的收入減少多少？
安體富：引進外資當然是我們國家的長期政策，但我們需要的外資是那些高技術含量的，這類企業(yè)最好能多進來一些，而如果是那些我們不需要的產業(yè)，引進的必要性就不大了，因此我們對外資應該是要有所區(qū)別的，應該不斷優(yōu)化引入外資的結構。至于兩稅合并對外資的影響到底有多大，我們剛才討論過影響外資是否投資的因素是很多的，在評估投資環(huán)境的時候他們最看重的是政局是否穩(wěn)定，經濟面是不是好，市場容量是不是夠大等等，稅收的影響是排在比較靠后的�，F(xiàn)在雖然我們周邊像越南等一些地方比我們要更優(yōu)惠，這些優(yōu)惠政策對于它們來講，就像我們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一樣，會在引進外資的時候起到一點點的作用。但是，就算我們現(xiàn)在兩稅合并了，沒有優(yōu)惠了，是不是所有的外資就都跑到越南去了呢？不會的。因為我們中國的宏觀形勢和市場潛力都要比那些地方好得多，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當前的形勢和原來是完全的不一樣了。但具體會影響到多少個外資企業(yè)，這不太好說，但總的來說，影響不會太大，尤其是對于大的企業(yè)。美國就是一個例子，美國對外資是沒有任何優(yōu)惠的，完全是一視同仁的，但美國還是吸引外資最強的國家。
彭龍運：理由是有正偽之分的，實際上有些人提出的理由本身就是偽理由，比如在兩稅合并的問題上，認為支持兩稅應該合并的人，就是認為現(xiàn)在不需要外資的人。其實不是的，那些認為需要兩稅合并的人，同樣認為現(xiàn)在需要外資、需要出口、需要外貿，這是不矛盾。第二是競爭的問題，競爭是永遠存在，但競爭不僅僅是靠單因素競爭，更要靠綜合因素競爭，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20多年了，現(xiàn)在拿印度和中國做比較的非常多，那么有一點因素是印度怎么也趕不上中國的，那就是基礎設施建設。單因素競爭的影響并不可怕，但如果你要問全因素的影響到底有多大？這可能沒有人能說出來。因為即便現(xiàn)在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都是很難說清楚它將來的去向，那么對那些未來想來沒來的、碰機會碰運氣企業(yè)的去向，是更沒有人能說的清楚的。我們亞行曾做過兩份調查試圖把這個問題了解清楚，一個是針對已經在中國投資的外資企業(yè)做的調查，主要是調查影響這些企業(yè)未來投資計劃的因素都有哪些，這個調查是我們和清華大學聯(lián)合做的，并在中東部幾個城市同步進行，調查結果我們發(fā)現(xiàn)，這些企業(yè)未來的投資計劃和兩稅合并沒有多大關系，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的潛力非常大，他們看重的是中國的市場潛力，看重的是接觸消費者的渠道的暢通程度，看重的是基礎設施，然后看重的是你有一個很好的休閑條件，很好的國際化的環(huán)境等等。有95%的被調查企業(yè)愿意擴大或者保持現(xiàn)在的投資規(guī)模，而且還有超過50%的企業(yè)愿意到中西部去投資，表示不會擴大規(guī)�；蛘邔碛锌赡艹焚Y的企業(yè)只有不到5%.另外，我們對中國的外資投資環(huán)境特別是中西部的投資環(huán)境還做了一個調查，其中也得不出大量外資要撤出的結論，但確發(fā)現(xiàn)了一個很奇怪的現(xiàn)象，那就是西部的投資成本要比中東部高得多，據調查報告顯示，西部地區(qū)的交通運輸是壟斷的，同時土地成本也是非常的高等等很多因素都導致了這一現(xiàn)象，這些都是我們原來沒有想到的。所以，目前我們還沒辦法說清楚每一個因素對外資的影響會有多大。而內外資稅制合并的問題，雖然得到了90%以上的支持，但由于那10%的人游說能力比較強，所以至今還是通不過。
提問：財政收入增長這么快，但有些地方的縣鄉(xiāng)財政還是很困難，那么全面解決縣鄉(xiāng)財政問題的時機是不是已經成熟了呢？解決縣鄉(xiāng)財政的治本之策究竟是什么？
袁鋼明：我也很關心這個問題，既然現(xiàn)在的財政稅收增長這么快，但還是有很多地方的縣鄉(xiāng)財政特別困難，普遍情況是不論發(fā)達地區(qū)還是不發(fā)達地區(qū)，層級越高財政收入也就越高越富裕，而底層通常都是非常困難的。有一些縣鄉(xiāng)，按理說應該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可是縣鄉(xiāng)就那么點兒錢而有的事確非讓他辦，因為上級知道給你再少的錢你也得干。
張曙光：這幾年財政增長速度很快，但確存在這么幾個問題，一個是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的增長速度都很快，但到了縣鄉(xiāng)財政的增長速度就變得很慢了；第二，上一級的財政把財權收上來，卻把事權卻下放了，這樣就使得底下財政的支出在增加但收入卻在減少；第三，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存在規(guī)模過小、落實不到位的情況。如果這三個問題得不到解決，縣鄉(xiāng)的日子是很難過的，有些地方甚至連教育支出都負擔不起。所以解決縣鄉(xiāng)財政的問題，既要想辦法增加縣鄉(xiāng)的收入，該轉移支付的要落實到位，再有就是在下放事權的同時還要給相應的財權。
安體富：現(xiàn)在的縣鄉(xiāng)財政有一半以上是赤字的，這個問題的根本是財政體制問題，關鍵就在于財權和事權不相匹配，事權是層層往下放，而財權是層層往上收。我舉個例子，義務教育在很多國家大部分是由中央財政來解決的，像英國有80%到90%都是中央支付的，而我們現(xiàn)在的事權是這樣劃分的，中央管的教育支出只是教育部管轄的那些大學，省級大學由省級財政來支出，而到了中小學呢，是哪辦的哪管，可如果地方的稅收很少，轉移支付又不到位的話，地方財政當然就困難了。所以我認為，像教育包括衛(wèi)生、醫(yī)療、救濟、保險等公共支出，就該形成一種制度，明確中央、省和縣鄉(xiāng)各自應承擔多大比例，明確政府財政職權的劃分，做到財權和事權相匹配。
彭龍運：昨天有報道說一個縣的郵政局長欠了一個飯店1900多張白條，合計有26萬之多，這個里面也有一些他很無奈的地方的，沒有錢，但他還必須要照開支，那他怎么辦呢？他就欠，他就賴，這就必然會攪亂市場秩序。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有兩個方面的障礙是很難解決的，一是存在理論上的障礙，我們現(xiàn)在的財政體制是財政聯(lián)邦制，這就要求要把事權和財政分開，一級政府收一級的錢，一級政府管一級的事，但這其中的前提條件是假定事權是能夠完全分開的，而我們現(xiàn)在行政體制是中央集權制，意味著事權是分不開的，中央制定出的政策必然會影響到你；現(xiàn)實中也存在困難，比如說現(xiàn)在要算稅收公平，有縱向公平有橫向公平，所有公平來源的基礎是基于各個地區(qū)本地收入的能力，要基于其本身的經濟實力來產生它的財政收入，然后管理好它應管理的事情，不夠的地方再由上一級財政往下轉移，但是現(xiàn)在的問題是本地的收入能力相差巨大，東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相差巨大，城市和農村相差巨大，這就很難計算出具體需求的數字了，過去我們講可以計算一個標準的支出，再計算一個標準的需求，我撥給你一個標準支出，余下的支出由你自己解決，但問題是現(xiàn)在標準支出的問題還沒能解決呢，因為沒人能計算的出來整體支出，當然如果要單獨計算衛(wèi)生、教育、基礎設施等等這些項目還是能夠算出來的，這種計算雖然困難但是可以算出來的，而現(xiàn)實中為什么沒有人去算呢？因為我們雖然有這么巨大的需求，但卻沒有這么巨大的供給來滿足，甚至是供給不想解決這個問題，這就面臨著缺乏壓力和動力的問題，這些壓力和動力在國外是怎么來的呢？早年是靠戰(zhàn)爭來解決的，后來是靠民主選舉來解決。中國的上級和下級政府本來就是不對等的，下級政府還要阿諛奉承上級政府，還要從上級那里得到他個人的好處，他怎么可能會和你發(fā)生正面的戰(zhàn)爭呢？怎么可能和你正面的來爭利益呢？利益博弈機制和談判本身的基礎就不在一個公平的角度上。
彭龍運：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如果大家沒有什么問題，我們今天的論壇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專家，也謝謝在座的各家媒體。
相關言論：
高培勇：稅收持續(xù)高增長 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