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局財政思想是小平同志一以貫之的思想

　　小平同志對財政經濟問題十分重視。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作為中共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鄧小平在繁重的軍旅生活中，就十分重視并親自過問財政經濟工作，這在當時各抗日根據地是罕見的。他依據敵后的經濟戰(zhàn)線斗爭的尖銳程度絕不亞于軍事戰(zhàn)線的現實，提出“百倍地加強經濟建設的領導，應該是今后始終貫徹的方向”，并強調對財經工作必須從大局著眼，有全局觀念。他主張，正確的財政負擔政策，必須以人民福利和抗戰(zhàn)需要為出發(fā)點，必須實行“錢多多出，錢少少出”的“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的配合”的原則，既照顧人民的負擔能力，又照顧抗戰(zhàn)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使負擔辦法適合于獎勵發(fā)展生產的需要。

　　解放戰(zhàn)爭時期，與劉鄧大軍在千里躍進大別山取得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勝利相媲美，鄧小平成功地運用財政經濟政策鞏固了新生的根據地。他提出：“我們的財政要有很明確的政策，很正當的辦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統(tǒng)一的方針、政策和計劃，加上華北的幫助，問題就可以解決”。為此，他把政策的著眼點放在戰(zhàn)爭供應和人民生計上面，抓住私人工商業(yè)是新民主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部分這一事關新解放區(qū)成敗的全局問題，注意保護工商業(yè)，原封不動地接管好城市，從而避免了“左”的錯誤對新解放區(qū)的沖擊，恢復和發(fā)展了生產，為人民軍隊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站穩(wěn)腳根和勝利進軍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在大西南的日子里，如何解決西南地區(qū)相對集中的少數民族問題特別是少數民族的經濟問題，直接關系到整個西南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與穩(wěn)定。為此，小平同志遵照毛澤東主席和黨中央的指示，強調要從國防、政治等戰(zhàn)略高度來認識和解決這個問題。他主張，對少數民族地區(qū)，應該制定一套適合少數民族實際情況的政策，要誠心誠意地為少數民族服務，幫助少數民族發(fā)展民族經濟。小平同志的這些主張，為我黨始終把少數民族問題看作為政治大局來抓，通過國家財政增大扶持少數民族經濟的力度開了一個好頭。

　　1953年8月，小平同志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部部長，主持全國財政工作。他上任伊始，就要求財政部門要看大事，要有戰(zhàn)略全局觀念。他說：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戰(zhàn)略問題，“只要把戰(zhàn)略形勢講清楚，問題就好辦了。……只要把戰(zhàn)略問題和全局問題擺開來，就可以得到解決”。建國以來，我們的財政工作出了一些問題，就是因為“常常沒有從大的方面出發(fā)，沒有把戰(zhàn)略問題交待清楚”。為此，小平同志向全黨特別是財政系統(tǒng)鄭重提出：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會涉及全局與局部的關系、中央與地方的關系、集中統(tǒng)一與因地制宜的關系，因而“大道理與小道理必須弄清楚”。一方面，全體和局部缺一不可，全體是由局部組成的，如果只有全體，沒有局部，則全體也就不成其全體了。另一方面，全體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統(tǒng)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為主導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導，那就要犯原則錯誤。一定要以中央、全體、集中統(tǒng)一作為主導。……如果兩者之間發(fā)生矛盾，地方應服從中央，局部應服從全體，因地制宜應服從集中統(tǒng)一。不如此，就會發(fā)生地方主義。本位主義和山頭主義”。

　　1956年，小平同志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積極為黨的“八大”確定的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的這個大局而奔走，提出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國。1962年的“調整”，更凝結著小平總書記的心血。他強調：“在這個過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問題，……第二要抓基礎工業(yè)……第三要抓國防尖端技術……這就是我們的綱”。

　　1975年，小平同志復出，大膽抓整頓，強調“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粉碎“四人幫”后，鄧小平成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他果斷地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錯誤路線，將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迅速轉移到經濟建設中來，主持中國改革開放這一全新事業(yè)，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當之無愧的總設計師。所有這些充分表現出小平同志從戰(zhàn)略全局考慮問題的作風與傳統(tǒng)。在財政問題上，他的全局財政思想更加成熟。小平同志在各種場合多次強調黨中央的權威必須加強，“不能否定權威，該集中的要集中”。他說：“現在一提就是中央集中過多下放大少，沒有考慮該集中的必須集中的問題。中央必須保證某些集中”�！爸醒肴绻�不掌握一定數額的資金，好多應該辦的地方無力辦的大事情，就辦不了，一些關鍵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資的項目會受到影響”。為此，小平同志要求各地方、各部門必須以大局為重，維護中央的權威，并嚴厲批評“中央的話不聽，國務院的話不聽”、“你有政策我有對策”等無政府的行為。小平同志還表示：“對于不聽中央、國務院的話的，處理要堅決，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調人換頭頭”。

　　二、財政部門是集中體現國家政策的一個綜合部門

　　毛澤東同志曾說過：“國家的預算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里面反映著整個國家的政策，因為它規(guī)定政府活動的范圍和方向”。這句話，說明國家預算決不只是簡單的收支計劃，而是通過收支反映整個國家的政策，從而成為新中國編制預算、進行財政工作的指導思想。

　　1953年8月，小平同志兼任財政部長后，即按照毛澤東同志關于財政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根據他自己對財政的理解和建國以來財政工作的總結，提出：“財政部門是集中體現國家政策的一個綜合部門”，因此財政工作，一定要有財有政，切不可“有財無政”，要懂得數字中有政策，決定數字就是決定政策，“數字內包括輕重緩急，哪個項目該辦，哪個項目不該辦，這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

　　小平同志的上述思想，正確地概括了財政在國家政治生活和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對于準確理解國家財政的職能作用，把握國家財權的統(tǒng)一性和完整性，從而增強統(tǒng)一財政、振興財政的自覺性是有積極意義的。對此，我們應該著重把握如下幾點：

　　1.運用財政手段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財政是生產方式的一個要素，是實現國家職能的重要手段。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財政的首要目標就是鞏固自己的生產方式。由于初級階段生產力發(fā)展的不平衡性，就決定了生產關系的多層次性，多種經濟長期共存成為國策。在多種所有制存在的前提下，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與否，就成為社會主義能否鞏固的決定因素。因此，財政體現國家政策的最根本標志就是為鞏固自己的生產方式，鞏固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服務。

　　小平同志1954年講的財政集中體現國家政策，主要表現在財政工作必須服從總路線，即必須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工業(yè)化和對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所必需的資金�，F在，客觀條件已與50年代大不相同，但小平同志關于財政集中體現國家政策的論斷仍有生命力。也就是說，財政工作的全局仍然是在解放生產力和發(fā)展生產力的基礎上鞏固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公有制，仍然要為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服務。當前，國有企業(yè)虧損面比較大。這種狀況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國有企業(yè)在競爭中已處于不平等的地位，除了社會負擔重外，國有企業(yè)對國家的貢獻也最大。據國家統(tǒng)計局提供的初步數據顯示，目前國有企業(yè)只占總產值的40％，但國家財政收入的60％卻是來自國有企業(yè)。這也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倡導的“國民待遇”和“公平競爭”的原則不相稱。

　　2、國家財政的完整與統(tǒng)一的毋容置疑性。

　　古今中外的事實表明，國家財政的完整性與統(tǒng)一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國的財權受損害、受分割，輕則殃及經濟發(fā)展與人民生活，重則亡國。難怪自遠古以來，一些大思想家就十分重視財權的統(tǒng)一與完整。如《管子》上說：“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拙，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十一世紀中國大改革家王安石也說過：“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這些道理就是針對財政統(tǒng)一而言的。

　　然而，近年來，我國財政受部門分割的情況十分嚴重。某些分割、截留、瓜分國家財政分配權，亂設基金、亂發(fā)債券、胡亂收費，擅自提價等現象時有發(fā)生，甚至，把國家壟斷變成為行業(yè)或部門壟斷。在這種形勢下，在我國的經濟生活中，各種基金遍地開花，各種債券滿天飛舞。社會保障，五龍治水；對外融資，多頭對外；各種收費，則是四面伸手，八方要錢。結果是企業(yè)和農民苦不堪言，不堪重負，國家財政捉襟見肘，借債度日，而各種基金日益膨脹、債券發(fā)行逐漸擴大、預算外資金急劇增長。據初步統(tǒng)計，到1995年底，國家政策性銀行金融債券余額達2000億元，各種企業(yè)債券余額達3000億元。這些債券，雖沒有明說是財政擔保，但被社會投資者視同財政擔保的債務，復以高利率沖擊著國債的發(fā)行，債券發(fā)行后，往往又因償還困難成為“燙手的竿頭”。據保守的估計，全國平均有11％的企業(yè)債券到期不能償還。而各種收費與基金的缺乏約束，又導致預算外收入不斷攀升，到1995年已達到3843億元，而當年中央財政收入僅為3256億元。這些不受財政控制的錢，成為獨立于財政之外的‘“財政”。在這里，全局財政思想不見了。

　　部門林立，分割財政，帶來的分配秩序大亂，財政調控乏力，不僅很難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同時還是產生官僚主義的溫床。對于這個問題，小平同志極端重視，他反復告誡全黨：官僚主義是小生產的產物，同社會化的大生產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個現代化，把社會主義經濟全面地轉到大生產的技術基礎上來，非克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不可。他說：“現在我們的經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xù)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因此，必須下決心精簡機構，“對機構進行一次革命”。小平同志把大生產與精簡機構聯(lián)系起來，是十分正確的。因為生產越社會化，分工越是細化，就相應地要求產業(yè)領導更統(tǒng)一，管理更集中。為此，改革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經濟管理模式就勢在必行。我們覺得，目前需要急迫做的，就是將在計劃經濟時期設立的有經濟管理職能的一些部委裁撤掉，改為按大生產要求的托拉斯式的行業(yè)總公司，徹底與行政脫鉤，其所有的經濟職能或歸口或合并到有關部委。

　　3.財政部應該從國民經濟的宏觀全局來考慮分配問題。

　　小平同志說過：“財政部提意見，是從全局出發(fā)的，考慮到有錢沒錢，是否符合國民經濟發(fā)展的比例”。這番話，既說明小平同志對財政工作重要性有深刻的認識，也表明小平同志對財政部的殷切期望。有鑒于此，財政部在考慮問題的時候，決不應該只局限于國家預算收支上，被別人視為只在米壇子中數米粒，整天在被動中討生活。而應該從國民經濟全局上著眼，根據馬克思的三大基金和六項扣除來規(guī)范社會總產品和國民收入的分配與再分配。否則，財政的有財有政就大打折扣。在這里，有一個觀念必須改變過來，那就是財政部是為國理財，而不是為財政部理財。因此，各方面應該支持財政部依法理財，自覺維護國家財政的完整性、統(tǒng)一性與權威性，堅決抵制分割國家財權、損害中央財政權威的言行，否則將有負于黨中央和小平同志的重托，有負于全國人民的期望。目前，中央已經明確提出＂振興財政“，財政部應該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大好時機，努力工作，以統(tǒng)一財政作突破口，理順分配格局，加大對國有企業(yè)的投資力度，使國家財政盡快恢復出生機與活力。

　　三、中央財政要有權威和地方財政工作要有全局觀念

　　中央財政要有權威，地方財政要有全局觀念，這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也是小平同志經常提及并請全黨上下時刻注意的問題，因而是小平同志全局財政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央財政要有權威，1953年小平同志就任財政部長時是這么說的，1954年他離開財政部后更反復強調了這一點。如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聽取關于價格和工資改革初步方案匯報時就談到：“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不能搞違背中央政策的‘對策’，這話講了多年了。黨中央、國務院沒有權威，局勢就控制不住……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門就要堅決執(zhí)，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則就治理不下來”。

　　在小平同志看來，中央財政是否有權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表現在地方財政是否有全局觀念上。早在1954年的財政部長任上，小平同志就一再叮囑全國財政廳局長：“地方財政工作要有全局觀念”，“一定要以中央、全體、集中統(tǒng)一作主導”，“防止發(fā)生局部不照顧全體和中央的現象”。小平同志要求地方從全國的大局出發(fā)來考慮問題的思想，隨著他走到更高的領導崗位而變得更為強烈。他反復強調：民主集中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他表示：地方同志的意見，特別是對中央部門提出的意見，“畢竟是從一個角度，從那個省，那個市，那件事，那個問題考慮的，就這個問題的本身來說，無可厚非，可能是很對的，但是從全局來說，有可能辦不到。現在我們需要統(tǒng)一的是全局怎么辦”。

　　第二主要表現在國家財政的宏觀調控能力的有無與強弱上。中央財政的權威除地方盡力維護和必要的制度保證外，還必須有足夠的財力作后盾，用小平同志的話說就是：“宏觀管理要體現在中央說話能夠算數”，中央財政就必須掌握一定數量的資金�！爸醒肴绻�不掌握一定數額的資金，好多應該辦的地方無力辦的大事情，就辦不了，一些關鍵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資的項目會受到影響�，F在全國的企業(yè)，包括一些主要企業(yè)，很多都下放了，中央掌握的企業(yè)收入很有限。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確實如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增長的速度趕不上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速度，致使財政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平均每年下降一個多百分點，即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1995年的10.8％。再就中央財政占整個財政收入的比重來說，也是驚人的相似。“六五”和“七五”期間，中央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分別為30.6：69.4和39.5：60.5.到1991—1993年，兩者的比重分別為29.8：702、28.1：71.9和22.0：78.0.難怪小平同志說：“中央現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點，這算集中？”。1994年實行分稅制后，中央財政收入有所增長，但如果考慮到剛性的稅收返還和體制退補等因素，中央財政收入比重實際上并沒有多大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總產值的比重，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總收入的比重如此之低；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把它與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相比也是少有的。它極大地影響、制約著國家財政宏觀調控能力。為今之計，進一步完善分稅制的管理體制，加強征管力度，仍是今后一段時間內財政改革所勢在必行的事情。

　　當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回復到過去中央財政無所不包、無所不管的狀況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我們的目標是做到在集中統(tǒng)一下有序地運動。對此，小平同志總結道：我們講中央權威，宏觀控制，深化綜合改革，都是在新的條件下提出來的。“過去我們是窮管，現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會的宏觀管理。不能再搬用過去困難時期那些辦法了。現在中央說話，中央行使權力，是在大的問題上，在方向問題上”

　　四、優(yōu)化財政分配結構促進社會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

　　結構問題是一切經濟問題的核心問題。小平同志歷來重視經濟結構問題，把財政分配作為推動生產力發(fā)展、實現結構調整的強有力的手段。因而，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促進社會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就成為小平同志全局財政思想的又一重要方面。

　　根據馬克思主義生產力再生產規(guī)律，科學技術是生產力，一切科學技術都同國防有關，教育、文化、衛(wèi)生等是維持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因此，科技、國防、教育、文化、衛(wèi)生事業(yè)，是維持生產力再生產順利進行的必要前提。

　　小平同志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對馬克思主義生產力理論有深刻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加以發(fā)展。他認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科學技術的重要性要充分認識；抓科技必須同時抓教育，教育是科學的基礎。因此，小平同志所講的生產力，是一種廣泛意義的生產力，不僅指一般意義上的物質生產力，而且包括著科學、教育等諸因素在內。有鑒于此，我們認為，小平同志講的促進社會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和結構調整就包含有兩個方面：一是科教文衛(wèi)與經濟的協(xié)調發(fā)展，一是產業(yè)結構的合理布局。

　　對于科技、教育等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小平同志強調：現代化建設的任務是多方面的，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象經濟與教育、科學，經濟與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關系，不能顧此失彼。

　　一方面，小平同志以“日本人從明治維新就開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干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干得比他們好”，復出后，即自告奮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并把是否抓教育作為一個地區(qū)、一個部門把工作重點轉移好的標志。為了使科學、教育早出成績、快出成績，小平同志在考慮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時，把科學和教育與農業(yè)、能源和交通放在同一戰(zhàn)略位置上。他指出：“戰(zhàn)略重點，一是農業(yè)，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學。搞好教育和科學工作，我看是關鍵”。依據這樣的戰(zhàn)略目標，小平同志提出要優(yōu)化財政支出結構，加大財政對科教事業(yè)的投入。他說，多年來，我國經濟發(fā)展和教育、科學、文化、衛(wèi)生發(fā)展的比例失調，教科文衛(wèi)的費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國家，在這方面也比我們重視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錢就比我們多。像埃及這樣的國家，人口只有四千萬，按人口平均計算，他們在教育方面花得錢，也比我們多幾倍。因而，小平同志反復告誡全黨“要千方百計，在別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犧牲一點速度，把教育問題解決好”。

　　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在強調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同時，始終要求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小平同志認為，我國是一個發(fā)展中的大國，經濟發(fā)展還比較落后，發(fā)展科技和教育的經濟基礎相對來說還比較薄弱。如果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這樣，小平同志就把科教文衛(wèi)的發(fā)展與經濟的發(fā)展的辯證關系理清了。

　　就經濟發(fā)展本身來說，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視經濟結構問題，提倡狠抓產業(yè)結構的合理布局。他說：我們過去長期搞計劃，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安排好各種比例關系。農業(yè)和工業(yè)比例失調，農林牧副漁之間和輕重工業(yè)之間比例失調，煤電油運和其他工業(yè)比例失調，“骨頭”和“肉”（就是工業(yè)和住宅建設、交通市政建設、商業(yè)服務業(yè)建設等）比例失調，積累和消費比例失調。為了理順這些關系，小平同志十分關注經濟調整工作。60年代的調整，他是積極的參予者和決策者之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調整他是主要的決策人。他認為，調整是為了擺脫經濟比例的嚴重失調，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較平衡。如果不凋整，該退的不退或不退夠，我們的經濟就不能穩(wěn)步前進。

　　在產業(yè)結構的安排上，早在60年代，小平同志就強調：“制定發(fā)展工業(yè)的方針和規(guī)劃，要考慮農業(yè)基礎，工業(yè)基礎，科學技術基礎，加上管理水平。按照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從長遠看會發(fā)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慮，在一定時期內，我們工作的重點，必須按照以農業(yè)為基礎的方針，適當解決基礎工業(yè)薄弱的問題”，他提出：第一要抓吃、穿、用的問題，第二要抓基礎工業(yè)，第三要抓國防尖端技術，“這就是我們的綱”

　　改革開放以來，小平同志對結構問題更多地從宏觀戰(zhàn)略上考慮。1982年他在《前十年為后十年做好準備》一文中指出：我們整個經濟發(fā)展的戰(zhàn)略，能源、交通是重點，農業(yè)也是重點。至于具體步驟，小平同志認為，前十年主要是為后十年的更快發(fā)展做準備。“哪些項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個安排，不能擠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資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利一年，不然要拖到下個世紀去了。真想搞建設，就要搞點骨干項目，沒有骨干項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難，也要下決心搞。資金、材料不夠，寧可壓縮地方上的項目，特別是一般性的加工工業(yè)項目。這些小項目上得再多，也頂不了事”。鑒于我國重復建設，重復引進，重復浪費的嚴重局面，小平同志要求全黨加強投資方向的研究，并建議組織一個班子，研究下一個世紀前50年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規(guī)劃，主要制定一個基礎工業(yè)和交通運輸的發(fā)展規(guī)劃。要采取有力的步驟，使我們的發(fā)展能夠持續(xù)、有后勁。他說：“要研究投資方向問題。日本人說搞現代化要從交通、通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們在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錢”。他主張加強基礎工業(yè)和農業(yè)，加強這方面的投資，要堅持十到二十年，寧肯欠債，也要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