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結構發(fā)生變化“出口退稅”已成中國之痛

　　中國對出口退稅政策的一系列調整引人關注。把出口退稅當作彈性工具使用，除了是中國貿易結構變化后的現(xiàn)實需要，更有中國政府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深層次的戰(zhàn)略性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口貿易一直維持著平均高于GDP增長率兩倍的速度。特別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在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形勢不景氣的情況下，中國出口貿易繼續(xù)保持高速增長。而支持中國出口大幅度持續(xù)增長的原因之一，就是出口退稅制度。

　　一個時代的解藥

　　商品出口與退稅率緊密相關，出口退稅率的變化會及時、敏感地反映在出口額的變動上。

　　中國有兩次具代表性的出口退稅率調整，一次是從1996年開始，鑒于出口退稅存在的一些問題，其中也包括1991—1994年出口退稅數(shù)額巨額增長，中央財政出口退稅負擔沉重，政府兩次調低出口退稅率，其負面影響接踵而來。1996年的商品出口僅比上年增加了1.5％，而1994、1995年分別比上年增加32％和23％。

　　第二次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后，亞洲各國貨幣紛紛貶值，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大幅削弱。1998、1999年商品出口比上年增加分別僅為0.5％和6％。中國政府為增加出口，防止通貨緊縮趨勢，把平均出口退稅率由原來的6％提高到15％，從一方面抵消了貶值的壓力，保持了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

　　據測算，平均出口退稅率每下調1個百分點，中國出口增速將下降4.9個百分點，出口退稅率每調高1個百分點，則一般貿易出口額將增加1.234％。根據1992年—2001年的數(shù)據，一般貿易出口占到出口總額的平均比重為45.1％。

　　社會科學院國際貿易室主任宋泓在接受《環(huán)球財經》采訪時認為，中國發(fā)展初期的幾十年里，有大部分時間都處于外匯短缺狀態(tài)。與此相適應，中國一直實行鼓勵出口的外貿政策，而出口退稅制度的實施和完善，對中國擴大出口、增強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增加就業(yè)、保證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持續(xù)快速發(fā)展都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副效應已十分明顯

　　出口導向型的外貿政策曾對中國經濟成功架橋鋪路，但這一政策目前已與中國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國際貿易實力不相適應。

　　首先，給中國的中央財政帶來了沉重負擔。

　　據商務部和海關總署統(tǒng)計，到2002年末，全國累計應退未退稅額高達2477億元，到2003年底，這個數(shù)字已經達到3500多億元。從1999年至2002年，出口退稅的應退稅額年均增長36.3％，而中央財政收入年均增長僅有21.2％。

　　同時，欠稅也嚴重影響了企業(yè)的發(fā)展。

　　事實上，幾年來因未能及時收到國家出口退稅款而消極出口的企業(yè)大量存在。僅在2001年，年出口額居全國前列的粵、蘇、滬、浙等地就反映出口退稅與實際需求相差甚遠，江蘇省2001年的退稅缺口高達200多億元。退稅嚴重滯后，占壓了大量資金，增加了經營成本，使部分中小企業(yè)的出口業(yè)務無法正常運作。

　　此外，出口退稅返還期限的不確定性，已經造成企業(yè)經營中難以預計的政策風險，從民營小企業(yè)到國有大企業(yè)，出口企業(yè)的資金鏈越繃越緊。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出口退稅已經成為中國一些企業(yè)惟一的或有利潤。企業(yè)為了爭取盡快拿到出口退稅款，不得不諂媚于當?shù)囟悇詹块T。各地爭奪退稅指標、有人“出賣”退稅指標、有人借機騙取出口退稅、企業(yè)公關爭取提前退稅、部門借退稅尋租的腐敗之風盛行。

　　更為危險的是，從2001年開辦出口退稅賬戶托管貸款以來，商業(yè)銀行積累的金融風險與日俱增。據有關部門統(tǒng)計，目前各商業(yè)銀行已累計發(fā)放該項貸款500多億元，而且正在以驚人的速度繼續(xù)增長。

　　而且，出口退稅對外貿出口的支持力度過大，會導致一些低水平的出口產品憑借退稅優(yōu)勢展開無序競爭，對出口本身產生負面影響。

　　以羊絨出口為例，作為世界第一大羊絨生產國和出口國，中國擁有全球75％的山羊絨產量和95％的優(yōu)質山羊絨產量，以及80％以上的山羊絨絕對出口量。但這樣的資源壟斷地位，并未使中國獲得相應的價格優(yōu)勢。

　　長期以來，中國羊絨出口報價始終難以統(tǒng)一對外，多數(shù)羊絨出口企業(yè)為了各自利益，在對外交易時將賣價13％的山羊絨出口退稅從換匯成本中剔除。粗略估算，出口企業(yè)每年約有3000萬美元從售價中減讓給了外商。

　　有時，出口退稅也會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游戲規(guī)則中觸雷，成為中國國際貿易摩擦日益增多的原因之一。

　　此前，美國的芯片制造商就指出，中國對進口的芯片產品征收17%的增值稅，與此同時，雖然中國國內廠商也要交納增值稅，但他們卻可以享受14%的退稅，這種做法違反了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構成了地區(qū)行業(yè)保護。為此，美國方面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了訴訟請求，這同時也是中國政府2001年加入WTO以來第一次遭遇正式訴訟。

　　新方難調

　　2003年10月，國務院決定改革出口退稅機制。

　　改革的主要內容是：第一，對出口退稅率進行結構性調整，適當降低出口退稅率，自2004年1月1日起實行，出口退稅率的平均水平降低3個百分點左右。第二，加大中央財政對出口退稅的支持力度。第三，建立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第四，累計欠退稅由中央財政負擔。

　　對此次改革，宋泓認為最主要的分歧是中央和地方出口退稅的分擔機制的合理性問題。如果處理不好，那么未來影響出口的并不是退稅率的下降與否，而是由于出口退稅分擔機制不合理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問題。

　　改革之前，出口退稅全部由中央財政負擔，改革之后對超基數(shù)的部分，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分擔。據悉，這樣一來，一張出口退稅票就會分為兩項，一部分為中央財政的75%，一部分為地方財政的25%.如果有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資金不到位，那企業(yè)仍有可能拿不到退稅資金。

　　同時，這種做法對出口產品的跨地區(qū)采購非常不利。

　　據了解，目前在很多外貿公司的出口產品構成中，有相當部分屬于采購出口，其中又大多是跨地區(qū)跨省市采購。廣東的采購出口約占出口總額的20%左右，而深圳的一般貿易中有90%的產品屬于異地采購。這就產生了征稅和退稅不一致的問題。

　　如果廣東的出口企業(yè)或者外貿公司從其他省市采購產品，然后在廣東報關出口。在這種情況下，其部分增值稅是由生產地省市的地方政府征收，但是廣東卻要負擔其出口退稅中由地方財政承擔的25%的部分。宋泓分析，這在實際上會形成異地出口本地退稅的現(xiàn)象，從而使貿易流向和貿易結構發(fā)生改變。

　　這樣，采購外地產品出口的貿易企業(yè)或最終產品出口的企業(yè)多的地方，退稅額必然也高，地方的財政壓力從而大大增加。這很可能導致地方出口的保護主義行為，即當?shù)卣�府對從外地收購或采購的、出口中需地方退稅的部分予以消極對待。

　　這種情況的后果，一是有可能造成地方拖欠企業(yè)的退稅款，二是本地生產和貿易出口企業(yè)不再從外地收購和采購，形成新的地區(qū)分割，這將對貿易、利用外資的格局產生長期不利的影響。

　　專家認為，好的出口退稅政策應該是足額的、及時的、穩(wěn)定的、由誰收就由誰退，不應該僅僅被作為一個調節(jié)出口的手段，而是構成出口經營環(huán)境的穩(wěn)定制度。但我們同時應該承認的是，作為制度不可能期望它甫一出現(xiàn)就是終極的，只能在發(fā)展過程中不斷完善。

　　永繼之道

　　我們看到，此次被取消出口退稅的商品均為資源性產品。

　　中國的人均資源很缺乏，減少資源性產品出口是大勢所趨。近年來，發(fā)達國家普遍從能耗、環(huán)保、稅收等方面考慮對電解鋁、碳化鈣、鐵合金等高耗能項目進行限制。根據美林證券對鋁材業(yè)的調查，中國去年消耗和生產鋁材的比率，分別占全球的18.7%和19.7%.除中國外，世界上的鋁廠也就123家，而中國竟有140多家。

　　目前，中國不少原鋁出口，實際上是來料加工貿易，國外拿中國冶煉的原鋁加工后，再出口到中國，比如型材、汽車配件等。

　　同時，國內制造業(yè)發(fā)展很快，鋁的市場潛力很大，而且國內人均鋁消費量和美國等國差距很大，像鋁型材等在農村市場尚未大啟動。從長遠看，取消出口退稅對鋁行業(yè)是有利的。

　　更重要的是，中鋁的研究報告表明，每噸電解鋁平均耗電高達15200千瓦時，國家調整電價前用電成本就占電解鋁生產成本的35％以上。鋁出口的增長，實際上相當于變相廉價出口電力，在我國電力資源嚴重短缺的情況下，更應該限制電解鋁的投資。

　　這些資源性產品的出口在我國經濟發(fā)展的初級階段，對增加出口創(chuàng)匯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在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足夠豐富的今天，再鼓勵它們的出口已經沒有多大意義。

　　現(xiàn)在取消出口退稅表明國家不再鼓勵這些產品的盲目出口，而是希望企業(yè)在提高產品結構、增加產品效益方面努力，這將有利于該行業(yè)結構的升級。

　　在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03—2004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中，中國的增長競爭力排名由去年的第38位下滑至今年的第44位，商業(yè)競爭力排名同比由第38位后移至第46位。其中技術指數(shù)名列第65位。對我國企業(yè)來說，調整產品結構，加快技術進步，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已是當務之急。

　　我國目前產業(yè)結構的調整在一定程度上為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提供了條件。反過來，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也必將帶動國內產業(yè)結構的升級，促進我國供給與需求質量的提高，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的發(fā)展。

　　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謝國忠認為，某些產品領域出口退稅的長期存在，盡管促進了內地出口激增，延長了經濟上升周期，但卻是“借來的時間”，結果可能傷得更重。因為出口收益流入已引致內地大興土木，同時帶動商品和設備的進口需求。內地經濟愈是繁榮，炒作人民幣升值的活動也愈是猖獗。

　　統(tǒng)計顯示，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將只影響占中國企業(yè)總數(shù)23％的出口型企業(yè)，相比之下，人民幣升值的風險太大，稍有差錯，內地脆弱的銀行體系恐怕難以承受沖擊。若中國能撤銷所有商品的出口退稅，不僅對政府財政有幫助，而且可以使人民幣變相升值16%.

　　下調出口退稅率是一項“制度成本”很高的舉措，涉及面廣，但理解出口退稅政策改革的意義不能就事論事或者著一己之私，而應綜合判斷其對中國出口政策乃至宏觀經濟的影響。

　　因為，在中國經濟風光熱鬧的背后，是資源的肆意掠奪、產業(yè)鏈條的嚴重割裂和工人權益的喪失。體制的基因性缺陷以及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給紅火的中國經濟打了一個觸目驚心的灰暗底色，中國是時候需要對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更多一些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