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稅賦
朝廷賦稅不增反降,而朝廷的開支可是在膨脹的,到萬歷初年,出現(xiàn)了財政危機。一代名臣張居正為相后為解決財政危機,下令在全國丈量土地,結果丈量出300萬頃。不顧豪強勢力的反對,他又推出一條鞭法稅制,其內容包括:將田稅和徭役都折算成銀子一并征收,故名“一條鞭”。田稅銀仍按地畝征收,役銀由地畝、人丁來分擔。后人評價:一條鞭法將實物地租轉化為貨幣地租,是中國賦役制度史上的一個轉折。
張居正當政10多年,在推行一條鞭法的同時,還控制朝廷靡費亂支,裁減冗官,節(jié)約經(jīng)費,不僅緩解了財政危機,而且積存白銀300萬兩,但他死后,朝廷奢侈、官吏腐敗、土地兼并又一如既往。他積存的300萬兩白銀沒幾年就花光了,財政復現(xiàn)虧空,朝廷就在一條鞭之外一點一點搞了許多“加派”,20年后“加派”額幾乎相當于一條鞭額。張居正當初推行一條鞭時并沒有給普通百姓帶來多少利益,只是暫時避免了他們生存狀況進一步惡化,當“加派”達到加倍時,一條鞭的積極意義便不復存在了。
最大的“加派”是遼餉加派。朝廷錯誤的民族政策導致努爾哈赤起兵反明,朝廷屢次鎮(zhèn)壓屢次失敗,屢敗屢戰(zhàn),就得屢次向人民加征軍餉。到崇禎時,不僅加“遼餉”,還要加“剿餉”,用于鎮(zhèn)壓李自成、張獻忠等農(nóng)民起義,又要加“練餉”,用于抽練邊兵和民兵。難怪民間稱“崇禎”為“重征”。農(nóng)民起義本來就是賦稅繁重引起的,鎮(zhèn)壓農(nóng)民起義又無限制地加餉,這又使更多的農(nóng)民投奔起義隊伍。吏治本來就腐敗,升遷全憑賄賂,讓他們去征餉,自然要過手分肥。征收的餉銀交給軍隊,軍官又大肆貪污,卻說軍餉不足,就向朝廷再要。如此惡性循環(huán),造成民不聊生,大明朝沒有不亡之理。
“滋丁不加賦”和“攤丁入畝”
滿清入關前還不是封建社會,入主中原后,短時間內還不能制定出新的賦役制度,只能按照明制征收,但總賦稅額恢復到明萬歷年間原額,明令廢除崇禎年間的遼餉、練餉等額外“加派”,這使農(nóng)民負擔有所減輕,更可貴的是實行了納稅通知單制度,對防止官員私自加派起到一定作用。
全國戰(zhàn)事平息后,清朝進入穩(wěn)步發(fā)展時期,人口和耕地面積同步增長,賦稅也就跟著增長,到康熙五十年,人口已近1個億,有耕地7億余畝。為體現(xiàn)盛世氣象,康熙皇帝在此前曾幾番普免錢糧,又于五十一年下昭:“今海內承平已久,戶口日繁,若按現(xiàn)在人丁加征錢糧實有不可,人丁雖增,地畝并未加廣……其自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边@項政策對普通百姓表示出充分體諒。富戶地多,多繳幾個人的賦稅無所謂,而窮戶若多一丁多一稅,日久必不堪重負,那么添丁不再增加賦稅,即為減負。
12年后,雍正皇帝實行“攤丁入畝”,就更有利于普通百姓了。具體內容是:以省為單位,將丁銀隨地畝起征,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二厘?!白院蠖♂媾c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矣?!睂⒁皇≈°y攤入一省之地畝,這無疑極大減輕了少地、無地農(nóng)民的負擔。從稅收制度上看,今后不再按丁收稅,只按地畝收稅,實際上等于取消了從秦始皇開始的“人頭稅”,這在封建社會是一個極大的進步。
雍正皇帝還作出一項于國于民都有利的決定,那就是“耗羨”歸公,核定養(yǎng)廉銀。所謂“耗羨”,是指銀子、糧食的損耗。所謂養(yǎng)廉銀,是指俸祿之外的補助。官府向一家一戶征收的散碎稅銀要熔鑄成大錠,以便入庫或上繳,熔鑄時會有一定損耗,稱為“火耗”。征收的糧食入庫后會有“鼠耗”,翻曬會有“雀耗”。這些損耗本應由官府承擔,但官府卻讓老百姓承擔,在征稅征糧時預先就把損耗加上去了。加征“耗羨”在明代以前就有,但尤以清代為甚,少則加百分之幾,多則加百分之十幾,而實際損耗在1%以下,多加的部分就成了官員們的小金庫,其用途首先是中飽私囊,其次是向上司行賄,這兩項需要多少,就加多少耗羨,給百姓造成額外負擔。官員們加耗羨也是迫不得已,因為朝廷定的俸祿太低,以年計:一品180兩,二品155兩,三品130兩,四品105兩,五品80兩,六品60兩,七品45兩,八品40兩,九品33兩。以七品縣官為例,按當時比較體面的生活標準,他的俸銀只夠他一個人用,全家用只夠三個月。鑒于這種情況,雍正皇帝實事求是地作出規(guī)定:耗羨比例由朝廷統(tǒng)一確定,不得私加,所有耗羨全部歸公,不得私留,朝廷在俸祿之外依當?shù)亟?jīng)濟發(fā)展程度給各級官吏發(fā)養(yǎng)廉銀。這樣規(guī)范化以后,民負減輕,國庫增盈,官員也不再有怨言。還以七品知縣為例,其養(yǎng)廉銀每年在600~1200兩之間,是其俸祿的10~20倍,他請客吃飯、騎馬坐轎都從這里面開支,算來也不寬余。其實養(yǎng)廉銀只是堵住了官員向百姓亂攤派的借口,并不能保證他們清廉??滴趸实墼f過,所謂廉吏者,非一文不取也,如州縣官只取一分(即1%),此外不收,便是好官。一縣行政、財政、刑罰全歸一人掌握,又無人監(jiān)督,想貪賄是有很多機會的。
康雍乾130多年,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延續(xù)時間最長的盛世,但乾隆晚期和 亂政使吏制敗壞,貪賄成風。嘉慶皇帝抄了和 的家,沒收的銀子、珠寶、房產(chǎn)價值數(shù)千萬兩,相當于清朝一年的財政收入,所以有“和 跌倒,嘉慶吃飽”之說。嘉慶皇帝懲治和 后本該接著整肅吏制,但他卻缺乏魄力和能力,清朝從此走向衰落。鴉片戰(zhàn)爭暴發(fā)以后,道光皇帝削減官吏的養(yǎng)廉銀以充軍餉,使加派亂征公然抬頭。咸豐時暴發(fā)太平天國起義,農(nóng)民已無力承擔軍餉重負,所以朝廷調撥給湘軍的餉銀遠不夠用,曾國藩只好遍設關卡,向過往商人抽“厘金”。
1840年以后,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外國列強給中國帶來了資本主義,也刺激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清政府的工商業(yè)稅收、海關稅收以及搞洋務運動(國營或半國營)的收入也可聊補財政不足。但是,直到清末,財政收入仍是以農(nóng)業(yè)賦稅為主,約占8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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