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十多年里，金融危機受到了經濟學家、決策者以及社會公眾的格外重視。大量的研究文獻對金融危機的成因、傳導機制和后果進行了深入探討。就其后果而言，人們普遍將注意力投向危機對一國經濟增長的沉重打擊，并根據危機的程度和持續(xù)期限計算危機所造成的累積產出損失。然而，在對整體經濟增長形成負面沖擊的背景下，金融危機對社會各階層收入與財富的作用方向與程度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此外，如果金融危機加重了貧困程度、惡化了國內收入分配狀況，一國應該采取哪些政策措施加以防范或解決？

　　一、金融危機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渠道

　　發(fā)展中或轉型中經濟比較容易發(fā)生金融危機，這此危機產生的原因，以及各國對危機的政策反應存在一定的差異。但是，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其中的一些共同特征：危機發(fā)生前各國一般都存在巨額貿易赤字、本幣嚴重高估和經濟過度膨脹等問題；危機發(fā)生后各國一般都實施了本幣貶值、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及貿易、金融自由化和私有化等結構改革。于是，金融危機及其后的政策反應，通過多種渠道對一國的貧困和收入分配狀況產生影響。

　　1.勞動需求的減少。作為危機的政策反應，緊縮的宏觀政策將導致總需求、進而勞動需求的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市場存在兩類調整：一是勞動時間縮短、失業(yè)率上升的數量調整；二是勞動工資下降的價格調整。例如，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Manue-lyan and Michael（1998）的研究發(fā)現(xiàn)，泰國的失業(yè)率由1997年4月的2.1%，增至1998年5月的5.3%；韓國則由1997年7月的2%升至1999年4月的8%.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與工資水平大幅下降相伴的是，大量的勞動力進入工資水平較低的非正式部門就業(yè)。顯然，上述調整對所有勞動者的就業(yè)和收入都會產生不利影響，但是對不同素質和技能的勞動者的影響存在很大的差異。根據Agenor（2001）的勞動力貯藏（labor hoarding）理論，因為存在較高的周轉成本，高素質與高技能的勞動者將被正式部門貯藏起來；相反，那些低素質與低技能的勞動者將被解雇，只能進入工資水平較低的非正式部門工作。面臨勞動力市場的沖擊，低素質與低技能的窮人因為無法利用信貸市場的消費信貸以緩解家庭收入的減少，最終陷入絕對貧困狀態(tài)。

　　2.商品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危機期間，本幣貶值、稅收與補貼政策的變化以及貿易自由化改革等政策反應會造成國內商品相對價格變化。Liptonand Ravallion（1995）指出，因為勞動力市場流動性不足、商品價格剛性等因素的存在，上述相對價格變化對一國貧困與收入分配狀況的影響比較復雜，但一般規(guī)律與總體特征仍然是存在的。在這方面，Satin et al.（1997）認為，在本幣貶值的作用下，相對于非貿易品，貿易品的價格將大幅上漲。所以，非貿易品凈供給的部門將受損，貿易品凈供給的部門將獲益。其次，本幣貶值、貿易自由化改革意味著出口的大幅擴張，進而使生產出口商品部門的勞動就業(yè)和收入增加，而低素質與低技能的窮人卻難以進入這些部門。最后，本幣貶值也將提高進口糧食的價格，受其影響及國內糧食補貼的削減或取消，國內糧食的價格會大幅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城市的貧民家庭將受到傷害，因為他們是糧食凈消費者；相反，作為糧食的凈供給者，鄉(xiāng)村的農民家庭則可能由此獲益。

　　3.公共支出的削減。作為緊縮政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公共支出的削減直接導致了財政轉移支付和公共服務的下降，進一步對依賴公共支出增加福利的窮人產生更加不利的影響。例如，Bourguignonand Morrisson（1992）的研究發(fā)現(xiàn)，1981－1986年，危機期間智利的人均公共支出下降了20%，窮人因此受到更大的傷害：占社會40%人口的窮人家庭，雖然收入累計只占社會總收入12%左右的份額，但是他們接受了20%以上的轉移支付和超過50%的衛(wèi)生與教育等方面的公共服務。

　　4.實物與金融資產價格變化。在危機期間，實物與金融資產價格變化產生的財富效應，也會影響一國的貧困與收入分配狀況。Datt and Ravallion（1998）認為，因為窮人沒有能力購買債券、股票和房地產，危機發(fā)生時債券、股票和房地產投資泡沫的破裂，只涉及國內富人、國外投資者之間收入再分配。但是，作為危機的另一伴隨物——奔騰式的通貨膨脹對窮人的打擊卻是非常猛烈。原因在于，通貨膨脹本質上是對貨幣資產的強制征稅，而窮人無法跨越進入非貨幣金融資產市場的門檻，貨幣資產成為窮人財富持有的主要形式，難以進行金融資產的組合投資以規(guī)避通貨膨脹風險。此外，因為名義工資沒有緊跟物價指數快速調整，通貨膨脹導致了實際工資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富人而言，窮人的實際收入會出現(xiàn)更大幅度下降，因為他們除勞動工資以外，幾乎沒有其他形式（如投資收益、閑置房屋出租收入等）的收入來源。

　　5.社會環(huán)境的惡化。在危機期間，除了個人或家庭外，整個社會也會受到巨大沖擊。Ferreira etal.（1999）認為，危機引發(fā)的經濟苦難（收入減少、貧困率上升、失業(yè)率上升），以及由此產生的種族沖突、宗教和移民間題，嚴重破壞了穩(wěn)定的社會關系、網絡和其他形式的社會資本，進而引起社會動蕩或暴亂。1997年的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就是典型的案例。與此同時，在公共衛(wèi)生、環(huán)境治理以及其他方面政府支出的減少，造成了公共衛(wèi)生與健康條件的惡化。例如，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的霍亂流行，與危機期間政府在健康與公共衛(wèi)生的支出減少密切相關。顯然，在危機期間，社會環(huán)境的惡化使窮人的處境“雪上加霜”。

　　二、金融危機對收入分配影響的實證研究

　　對金融危機及其后的政策反應對一國貧困程度和收入分配影響的評估，國外學者主要在宏觀、微觀兩個層面進行研究。宏觀層面的研究是運用跨國時間序列數據估計金融危機與貧困、收入分配之間的經驗關系。作為跨國方法的重要補充，利用個人與家庭特征的調查數據（如成員數量、年齡結構、受教育程度、職業(yè)以及地理分布等），微觀層面的研究是考察金融危機影響貧困與收入分配的主要渠道及其深度。此外，除短期影響外，有些學者實證研究了家庭面臨金融危機及其后政策沖擊的行為反應，以及由此對一國貧困與收入分配狀況產生的長期影響。

　�。ㄒ唬┖暧^層面的實證研究

　　在拉美、亞洲金融危機與貧困、收入分配關系的研究中，Lustig（2000）發(fā)現(xiàn)，拉美國家先后發(fā)生的20次金融危機，全部造成了貧困范圍與缺口的迅速擴大，其中有巧次導致了基尼系數的上升。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同樣也產生了不利于貧困、收入分配的社會后果。例如，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印度尼西亞的總體貧困率由1996年的11%，增至1999年的18%，韓國的城市貧困率則由1997年的8.5%，升至1998年的18%.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Baldacci et al.（2002）選擇了1960－1998年發(fā)展中國家的65次金融危機作為研究樣本。他們初步的統(tǒng)計分析表明，樣本涉及的發(fā)展中國家作為一個整體，危機期間通貨膨脹率為62%，人均GDP減少了1.6%，正式部門失業(yè)率以1.1%的速度遞增，在教育與健康方面的政府支出也大幅減少。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發(fā)展中國家的貧困率以14.76%的速度遞增，基尼系數則極其微弱地上升了0.22%.此外，運用樣本國家的跨年度數據，建立模型對金融危機與貧困、收入分配的關系進行OLS估計，他們發(fā)現(xiàn)，在金融危機期間，人均GDP的下降，正式部門失業(yè)率的上升，通貨膨脹率的上升，在教育、健康方面政府支出的下降，可以解釋發(fā)展中國家大約60－70%的貧困與不平等指數的變化。

　　通過對25個非轉型的發(fā)展中國家銀行危機的研究，Honohan（2005）發(fā)現(xiàn)，危機發(fā)生后有些國家的基尼系數有所上升，有些國家有所下降，總體趨勢雖是上升，但極其微�。ù蠹s上升了0.02%，從統(tǒng)計的角度可以忽略）。其中，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基尼系數的上升幾乎都發(fā)生在拉美國家，下降一般都發(fā)生在亞洲、非洲的國家。此外，他們的研究還發(fā)現(xiàn)，一國的腐敗指數與基尼系數呈正向聯(lián)系；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在銀行危機期間，腐敗受益者喪失了一部分特權與利益。

　　（二）微觀層面的實證研究

　　通過對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與貧困、收入分配關系的研究，Lokshin and Ravallion（2000）發(fā)現(xiàn)，在危機期間，平均家庭支出減少了約20%，貧困人口比例（從支出角度定義）由22%上升到33%.如果從收入角度衡量，貧困比例的上升略小一些，顯示在危機期間家庭支出行為表現(xiàn)出過度的謹慎預防反應。另一方面，不平等指數則有所下降，支出的基尼系數從0.44下降到0.42；收入的基尼系數從0.48下降到0.42.這一對顯著的矛盾（在貧困人口收入份額增加的同時，貧困人口總數也在增加），反映了因為絕對收入的減少，超過13%的原來的非貧困人口陷入貧困狀態(tài)。

　　運用代表性家庭（涉及14042個家庭）的詳實調查數據，Baldacci et al.（2002）對1994一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造成的貧困、收入分配影響進行了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他們發(fā)現(xiàn)，危機過后貧困發(fā)生率大幅攀升，貧困的缺口也加大了；中等貧困人口（從支出角度定義）從總人口的36%增加到48%，極端貧困人口也從11%增加到17%.并且，相對于危機前貧困家庭的特征并沒有發(fā)生顯著的變化，在農民或自營家庭，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生活在農村地區(qū)、南方各州和尤卡坦半島（Yucatan）的家庭，成員數量較多或單親家庭中，貧困率較高且在貧困線以下較深。與此同時，衡量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數卻呈現(xiàn)一定的下降趨勢，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由51.6%降至50.2%，支出的基尼系數也由54.2%降至51.6%.相對于危機前，最低五分位群體收入和支出的份額上升10%以上，而最高五分位群體的份額下降超過2%.雖然最窮的20%人口在總收入中的份額是增長的，但是，以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計量，他們的月平均支出卻從1994年的M＄433減至1996年的M＄386.所以，在收入分配狀況上總體有所改善的同時，貧困的廣度和深度卻在擴大。

　　在對1997－1999年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的研究中，運用典型家庭的收入與支出調查數據考察貧困、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Strauss et al.（2004）發(fā)現(xiàn)，雖然不平等程度降低了，但是在貧困人口中絕對貧困率從大約15%迅速升至33%.并且，相關價格的劇烈變化（如匯率大幅波動、食品價格比其他商品價格更多更快地上漲），以及公共衛(wèi)生服務質量的惡化，是導致貧困和不平等程度變化的直接原因。此外，在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與政治動蕩、社會騷亂之間的聯(lián)系導致的廣泛的商業(yè)失敗在其中也發(fā)揮了重要的影響。

　　（三）家庭行為反應及其影響

　　從宏觀和微觀層面看，通過多種渠道，金融危機及其后的政策選擇加重了一國的貧困廣度與深度，改變了一國的收入分配狀況。面臨這一不利沖擊，家庭會做出一系列的行為反應。例如，據Ferreira（1995）的觀察，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作為相對價格變化的反應，家庭的消費結構做出了適應性調整；受正式部門勞動需求減少的影響，一些工人轉入非正式部門就業(yè)，婦女也增加了工作時間和勞動強度；為了基本的生存需要，許多學齡兒童過早地離開了校園進入勞動力市場，很多家庭不得不廉價變賣生產性資產渡過難關。

　　上述行為反應在短期內可能有利于緩解家庭貧困狀況，但是，在長期內一些行為反應則削弱了貧困家庭的脫貧能力，加大了一國改善收入分配不平等狀況的難度。譬如，學齡兒童的輟學使貧困家庭無法形成人力資本，嚴重影響了他們未來的收入能力；廉價變賣生產性資產使貧困家庭在危機過后也難以恢復生產和增加收入。Lustig（1995）對1982年墨西哥債務危機的研究發(fā)現(xiàn)，危機期間貧困家庭對子女教育的放棄，大大降低了初等教育入學率、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由此產生的貧困家庭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相當長時間內墨西哥嚴重的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三、面對金融危機的收入分配政策選擇

　　頻繁發(fā)生的金融危機，加重了發(fā)展中國家的貧困程度，惡化了收入分配狀況。在這種情況下，發(fā)展中國家政府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或減輕金融危機對貧困家庭沉重且持久的打擊？對于這一重要問題，國外學者提出的政策選擇為：在危機發(fā)生前，發(fā)展中國家應該建立高效的安全網；在危機發(fā)生后，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幫助窮人脫貧的發(fā)展戰(zhàn)略。

　　（一）建立高效的安全網

　　如果缺乏高效的安全網，金融危機就會對貧困家庭造成更大的傷害在拉美、亞洲國家，因為安全網的受益范圍過小，且反應遲緩，危機期間貧困、收入分配狀況嚴重惡化了。在事前建立高效的安全網，是保護窮人和貧困家庭利益的有效措施。一個高效的安全網主要由以下幾個部分構成：

　　1.工作福利計劃。良好的工作福利計劃，可以使失業(yè)的窮人重返勞動力市場，從而減小危機對他們的負面沖擊。Ravallion（1999）認為，一個有效的工作福利計劃必須保證愿意工作的窮人及時找到工作。為此，在危機期間政府應該增加基礎設施項目以滿足失業(yè)大軍的需求。在這方面，阿根廷、印度的“就業(yè)保障計劃”做得比較成功。其次，工資率水平的高低，是工作福利計劃成敗的關鍵因素。相對較低的工資水平（一般不應超過危機前非熟練工平均工資的90%），不但有利于更多的窮人就業(yè)，而且可以防止中高收入群體也來競爭這些就業(yè)崗位。此外，倘若危機期間，非熟練工的實際工資下降了，那么工資福利計劃的實際工資也應做出相應調整。

　　2.食物或現(xiàn)金轉移支付計劃。對于沒有能力或不應該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窮人，如孕婦、老人和學齡兒童，食物或現(xiàn)金轉移支付計劃的實施可以有效地使他們減輕危機帶來的痛苦，以及避免未來獲取收入能力的喪失。在金融危機期間，政府應該視危機對貧困的影響程度，對這一計劃的范圍和力度進行調整。從發(fā)展中國家的經驗看，巴西政府為貧困家庭子女支付學費的“教育津貼計劃”、孟加拉國為貧困家庭兒童入學給予糧食補助的“教育補助計劃”，因為降低了他們接受教育的成本，使危機期間貧困家庭的教育和人力資本投資得以維持，進而保證了危機過后他們獲取收入和脫貧的能力。

　　3.貧困家庭融資計劃。貧困家庭融資計劃的實施旨在避免貧困家庭廉價變賣生產性資產以維持危機過后的收入創(chuàng)造能力。Khandker（1998）指出，該融資計劃不同于一般的銀行貸款，在實施過程中，貸款人應該使客戶了解該項融資的特殊性，并確保借款人具有明確的生產性投資目標。在孟加拉國，此類計劃因為注重這一特性得到了富有成效的實施，成功地維持了貧困家庭的生產和收入創(chuàng)造能力。

　　顯然，上述所有計劃的實施，都涉及財政成本付出。例如，Atinc and Walton（1998）估計，在印度尼西亞金融危機期間，如果建立了工作福利計劃，并使貧困家庭的消費維持在危機發(fā)生前的1996年的水平，那么該計劃的實施涉及的工資成本將占到財政預算支出的3.5－5%.另一方面，安全網及其具體的計劃設計，不應該對窮人提供過度的保障，因為這樣會提高失業(yè)率和人們對政府支出的長期依賴。也就是說，安全網的運行也存在效率問題。其判斷標準是，政府在此方面的支出所帶來的邊際社會福利，與其他方面的支出大致相等。

　�。ǘ�）實施幫助窮人脫貧的發(fā)展戰(zhàn)略

　　當金融危機發(fā)生后，發(fā)展中國家會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反應。有些政策反應（如政府支出的減少），可能有利于經濟效率的提升和宏觀經濟的穩(wěn)定，但是，在短期卻對窮人造成更大的傷害，惡化了貧困和收入分配狀況。所以，為有效保護窮人的利益，改善貧困與收入分配狀況，應該充分考慮這些政策對貧困家庭的福利影響，并盡可能地做出相應的補償。更重要的是，從改善貧困與收入分配狀況出發(fā)，政府應該積極實施幫助窮人脫貧的發(fā)展戰(zhàn)略。

　　1.一旦實現(xiàn)內外部平衡，就重新“點燃”增長。作為危機的政策反應，緊縮的宏觀調控是必要的。但是，Sahn et al.（1997）認為，一旦經濟調整到位，基本實現(xiàn)了內外部平衡，控制住了通貨膨脹，政府就應該采取寬松的宏觀政策，下調利率，恢復政府支出，重新點燃經濟增長。因為勞動是窮人的主要“資產”，總需求的不振、勞動需求的萎縮，將直接減少貧困家庭的收入。為了更好地改善窮人的狀況，擴大的政府支出應該投向那些勞動密集型的項目，如農村公路或其他基礎設施建設。此外，寬松宏觀政策的實施，應該避免通貨膨脹的卷土重來，因為窮人持有較高比例的貨幣資產，會受到更大的沖擊。

　　2.在政府支出總體削減的背景下，區(qū)別對待不同的項目。面臨金融危機，發(fā)展中國家一般會削減政府支出；但是，不同的支出項目需要區(qū)別對待。例如，在教育、健康和衛(wèi)生方面的支出，非但不能減少，反而應該增加。教育方面，對初等教育的政府支出、旨在降低輟學率的現(xiàn)金或食物轉移支付，有利于貧困家庭的人力資本形成。在健康、衛(wèi)生方面的政府支出，如預防性接種、流行疾病控制，作為一種外部性較強的公共福利，也有利于貧困家庭的人力資本形成。此外，促進窮人生產性投資的公共支出，如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城市環(huán)境治理和對窮人的融資計劃，在危機期間也應該得到加強。

　　3.加大政府支出力度，保護和重建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在金融危機期間，發(fā)展中國家的社會網絡系統(tǒng)和社會資本遭到極大的破壞，導致社會關系緊張和動蕩不安。在這種情形下，一切商業(yè)活動會受到抑制。所以，F(xiàn)ajnzylber et al.（1998）指出，政府不應該忽視這些領域的變化，加大在此方面的政府支出力度，促進經濟恢復增長，進而增加貧困家庭的收入，緩解貧困與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

　　四、簡評

　　從本質上講，金融危機是發(fā)展中國家金融自由化失敗的副產品，是對宏觀經濟嚴重扭曲的強制調整。除了金融危機這一極端情況外，有大量證據表明，在宏觀經濟相對穩(wěn)定時期，發(fā)展中國家以自由化為趨向的金融改革受益者，也僅限于“內部人”－社會精英、富人，以及具有政治背景的大企業(yè)，從而惡化了收入分配，擴大了貧困人口比例。所以，對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即使在金融自由化的相對穩(wěn)定時期，建立高效的安全網及幫助窮人脫貧的發(fā)展戰(zhàn)略也有助于解決一國的貧困和收入分配問題；只是當金融危機發(fā)生后，政府應該加強它們的覆蓋范圍和實施力度。

　　溫濤等（2005）運用1952－2003年的實際數據，對中國金融發(fā)展與農民收入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實證結果清楚地顯示，因為政府主導型金融發(fā)展的結構、功能和制度缺陷，中國的金融發(fā)展不僅沒有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相反，對農民收入增長起到抑制作用，直接導致了城鄉(xiāng)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二元結構”的強化。根據世界銀行（2004）的測算，中國的基尼系數由1980年的0.320，升至2001年的0.447，超過了國際公認的0.4的警戒線。所以，面臨金融改革以來城鄉(xiāng)、區(qū)域間、各社會階層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擴大，以及加入WTO后中國金融開放可能帶來的金融危機隱患，國外學者提出的政策建議也給予我國以重要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