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際稅率與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實證分析

　　1995年國家開始實施區(qū)域經濟協(xié)調發(fā)展政策，當前又提出西部大開發(fā)戰(zhàn)略，那么稅收政策在地區(qū)經濟差距方面具有什么作用？在理論上，供給學派認為較高的邊際稅率，妨礙經濟活動的水平和增長率，因而主張大力削減邊際稅率。我國在統(tǒng)一稅收政策，不再采取區(qū)域性稅收優(yōu)惠政策，地方不能越權減免中央稅情況下，西部地方政府能否通過適當的地方稅政策，促進本地區(qū)經濟快速發(fā)展？本文以新財稅體制為基礎，對1994－1998年地方稅的邊際稅率與各地區(qū)經濟增長進行了橫截面回歸，發(fā)現降低邊際稅率可以促進經濟增長，從而對西部大開發(fā)具有重要的財稅政策啟示。？

　　地方稅收的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

　　確定各省地方稅的平均稅率或有效稅率比較簡單：首先計算出每個地區(qū)歷年稅收收入占其GDP的比重，然后在樣本期內取宏觀稅員的平均值。至于估計各個地區(qū)的邊際稅率，必須以其真實稅收收入T對真實GDP進行回歸：？

　　T＝βo＋β1GDP＋ε （1）

　　其中ε是誤差項。稅收對GDP的導數或斜率β1，就是邊際稅率。它近似衡量了GDP增加對稅收增加的影響，因而是給定地區(qū)的平均邊際稅率。截距項βo一般應為負，其經濟解釋是一部分GDP沒有納稅。截距異于0，也為檢驗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顯著不同提供了基礎。

　　由于1994年中國實行了新的財稅制度，因此不宜跨1994年直接估計（1）式。但如果我們只對1994－1998的數據回歸，發(fā)現由于樣本時期太短，估計效果不甚理想，只有貴州、吉林、山東和上海等8個省市的截距顯著為負，有些省份的截距為正，這種模型結構不同也使地區(qū)之間缺乏可比性。為了提高各地區(qū)邊際稅率的穩(wěn)定和顯著程度，增加后面進行增長回歸的自由度和可靠性，我們必須擴大樣本區(qū)間和適當利用以前的信息，為此在方程（1）中引入啞變量D，以考慮制度變革因素。但我們令虛擬變量D在1994－1998年為O，1994年以前取1，這樣，GDP的系數就表示1994年后的邊際稅率。后面的結果將會表明，這樣做既使地方的邊際稅率顯著異于平均稅率，而且使各地區(qū)的邊際稅率相互可比。

　　由于缺乏中央稅收的地區(qū)來源結構數據，我們只能利用地方財政的稅收收入數據，估計各地區(qū)地方稅的邊際和有效平均稅率，主要分析地方稅收政策與地區(qū)經濟增長的關系。所有的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tǒng)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稅務年鑒、各省市統(tǒng)計年鑒、經濟年鑒有關各期和2000年中國統(tǒng)計摘要。各地區(qū)的GDP、人均GDP和稅收收入，都是經我們計算的以1990年為100的全國GDP平減指數調整后的真實變量，經濟增長也指真實GDP的增長。因為我國1983年開始“利改稅。，我們利用各地區(qū)1983年－1998年的數據估計加入啞變量的方程（1）?；貧w效果比較好，可決系數平均為O.88，不存在序列相關問題，啞變量和邊際稅率的系數均相當顯著，且具有預期的符號，常數項全部為負，盡管個別省份不顯著，而且通過了系數整體顯著的聯合檢驗。為節(jié)省篇幅，我們這里只列出估計的各省邊際稅率。

　　其中估計的截距為員比較符合實際，因為我國GDP的許多組成部分，如某些個人收入沒有進入稅基，它們是不交納稅收的。這些說明我們對1994－1998年地方稅邊際稅率的估計總體上異于同期的平均稅率，這可以從邊際稅率對平均稅率的回歸中看出來：？

　　MT＝0.003＋1.436AT （2）

　?。?.136）（7.371*）

　　R2＝0.685，調整后

　　R2＝0.672，F＝54.330*，

　　DW＝2.118

　　其中，MT和AT分別指1994－1998年地方稅的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括號里的是t－統(tǒng)計值（下同）。從（2）式可以看出，邊際稅率總體約是平均稅率的1.44倍。邊際稅率大于平均稅率，說明我國1994年的稅制改革總體上是累進性的，這也與我國近年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提高和國外稅制情況吻合。但分地區(qū)看，西部地區(qū)的累進程度最大，邊際稅率約是平均稅率1.7倍，中部和東部基本相等同為1.4倍。

　　地方邊際稅率與區(qū)域經濟增長

　　因為供給學派等的減稅主張主要指邊際稅率，我們主要分析邊際稅率與地方經濟的關系。為了防止或控制稅率與經濟之間可能存在的逆因果關系，即經濟增長越快或人均收入越高，稅收收入越多，我們在各個回歸方程中都加上平均稅率。這樣，考慮了平均稅率和經濟發(fā)展之間的關系，我們就能分離出邊際稅率的經濟效應。

　　由于本文重點研究1994年財稅體制改革以來的地方稅效應，因此主要觀察1994－1998年各地區(qū)5年間真實GDP的增長率。我們首先作各地區(qū)邊際稅率與5年經濟平均增長率的散點圖。由圖2.1可知，各省的經濟增長與邊際稅率總體上員相關，其趨勢線是由左上向右下方傾斜。

　　下面以各地區(qū)1994－1998年相當于一個五年計劃時期長的經濟平均增長率Yg為因變量，以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為解釋變量，即估計以下地方稅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式：

　　Yg＝C＋MT＋AT （3）

　　回歸結果如（4）式。從中可見，邊際稅率與經濟增長負相關，平均稅率與經濟增長正相關，系數單獨和聯合檢驗都顯著。這說明在保持平均稅率不變條件下，如果某省能夠降低其邊際稅率，則可以促進本地區(qū)的經濟增長。

　　Yg＝0.113362－0.69147MT＋O.870339AT （4）

　?。?.04*）（－2.93**）（2.13***）

　　R2＝O.27，調整R2＝0.21，

　　F＝4.43***，DW＝1.94

　　另外，Koester和Komendi（1989）、Garrison和1ee（1992）認為，一旦考慮到人均GDP水平，邊際稅率與經濟增長的員相關就不再顯著。我們在（3）式中加入各省1994年的人均真實GDP后，邊際稅率仍然與經濟增長顯著員相關：

　　Yg＝0.11－7.27×10－9×GDPl994－0.69MT＋0.87AT （5）（11.24*）（－0.003）（－3.36*）（2.25*）

　　R2＝0.27，調整R2＝0.17，

　　F＝2.83，DW＝1.94

　　剛才是從增長角度分析邊際稅率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最后我們從水平角度研究地方稅與地區(qū)經濟的關系，主要是估計地方邊際稅率與其1999年人均真實GDP水平的關系：

　　GDP1999＝C＋MT＋AT （6）

　　即1994－1998年的邊際稅率對后來的1999年各地區(qū)人均真實GDP具有何種作用，對上式的截面回歸結果為：

　　GDP1999＝-1068.166-53024.89MT+184329.2AT （7）

　?。?0.86260）（-2.275754***） （4.560467*）

　　R2＝0.54，

　　調整R2＝O.50，F＝13.96*，

　　DW＝2.20

　　可見，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的系數都顯著，邊際稅率與經濟發(fā)展水平即人均真實GDP仍呈員相關關系。其經濟意義是：地方在保持其平均稅率不變前提下，如果能降低邊際稅率，則能促進入均收入增加。邊際稅率降低1％，大約可使地方人均真實GDP增加530元；反之，如果提高邊際稅率，則會阻礙人均GDP的增加。

　　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首先通過時間序列回歸估計了各地區(qū)地方稅的邊際稅率和平均稅率；然后，在使用平均稅率控制稅收與經濟的逆因果關系下，由截面回歸分析了邊際稅率與經濟發(fā)展水平和增長率之間的關系，發(fā)現邊際稅率與各地區(qū)的經濟增長和人均GDP水平均呈顯著的員相關性。它說明在維持平均稅率不變時，地方的邊際稅率越高，越不利于該地區(qū)經濟增長和人均GDP提高；地方降低邊際稅率，則可促進本地區(qū)經濟增長和提高人均GDP水平。

　　這從稅收政策方面解釋了西部地區(qū)發(fā)展緩慢的原因。因為按照我們的測算，1994-1998年，西部9?。ㄖ貞c包括在四川里）地方稅的平均稅率是5.08％，低于東部11?。ú话ㄌ旖颍?.71％的水平；但前者的邊際稅率高于后者，東部地區(qū)平均為8.04％，而西部地區(qū)則高達8.55％。而且，西部地區(qū)的平均稅率和邊際稅率都高于中部地區(qū)，中部8省的平均和邊際稅率分別為4.14％和5.94％，它相對優(yōu)于東部地區(qū)。正因為如此，1994—1998年中部地區(qū)經濟增長最快，平均為11.828％，高于東部平均10.191％的速度，而西部地區(qū)只有9.997％。因此，1994年的財稅體制改革，促進了中部地區(qū)的經濟增長，這是值得肯定的區(qū)域經濟效應；但對西部的效應不明顯。這就需要重構稅制，在全國稅制沒有作出有利于西部的調整之前，西部地區(qū)應該優(yōu)化其地方稅制。

　　由于邊際稅率與地方經濟增長負相關，因此西部地區(qū)要加快發(fā)展，必須適當降低邊際稅率，以對地方經濟發(fā)展提供各種刺激。邊際稅率下降引起的稅收收入減少，有兩種基本消化途徑：一是中央增加對西部的轉移支付或補助，二是西部地區(qū)政府縮小財政開支。中央可以恢復對西部民族地區(qū)每年補助遞增10％的規(guī)定，“兩稅”收入的增量部分全部返還，加大對西部地區(qū)的過渡期轉移支付。中央的幫助等外因固然重要，但決不能忽視內因的作用。西部要想真正加快經濟增長，應該節(jié)約開支，精簡政府機構，建立高效能的“小政府”。降低邊際稅率提供的激勵，促進經濟增長，這最終會擴大稅基，從而使財政收入增大。否則，邊際稅率過高，容易產生員激勵效應，導致資本和勞動外流、稅基萎縮和邊際稅率高的惡性循環(huán)。所以，西部應通過進行機構改革，政府職能轉換和優(yōu)化財政支出，建立具激勵效應的地方稅制。

　　參考文獻：

　　Galrison，Charles B.and lee， Feng-Yao，1992，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Further Cross-Country Evidenco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Economic Inquiry，Vol.XXX，172-176.

　　Koester，Reinchard B.，and Komendi，Roger C.，1989，Taxation，Aggregate A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Further Cross-Country Evidence on some Supply-Side Hypotheses，Economic Inquiry，Vol.XXVII，367-386.

　　Jones，L.E.，Manuelli，R.E.，Rossi， P.E.，1993，OPtimal Taxation in Models of Edogenous Growth，Joum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1，485-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