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全球化、WTO 與稅收制度的市場化選擇任何稅制的確立，都離不開其所處的客觀稅收環(huán)境，未來稅收環(huán)境的狀況也直接決定著一國稅制的發(fā)展趨勢。目前，我國經濟國際化進程不斷加快，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已成為世界經濟的發(fā)展趨勢，國內外分配格局和經濟格局發(fā)生了根本變化，需求相對不足、供給相對過剩已成為未來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基本特征，我國加入WTO也指日可待，所有這些都迫使我們必須前瞻性地深化稅制改革、完善稅制、協(xié)調稅制與客觀稅收環(huán)境的關系 .

　　經濟全球化就其本質而言，是市場機制在全球范圍內的擴展，是運用有調節(jié)的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深化，是分工從國內到國際的延伸 ；WTO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她對成員國的經濟資源的市場配置起協(xié)調作用；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經濟體制改革的市場化選擇也就決定了我國稅收制度的市場選擇。

　　一、 我國稅收制度市場化選擇的客觀經濟環(huán)境分析

　?。ㄒ唬⒔洕蚧l(fā)展趨勢的市場調節(jié)分析

　　經濟全球化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經濟要素在全世界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和優(yōu)化配置，是主權國家、公司企業(yè)、經濟共同體等不同范圍和層次的經濟利益主體，為謀求比較優(yōu)勢和競爭優(yōu)勢，爭取本經濟利益主體經濟利益最大化而做出的努力 ；經濟全球化主要表現在：1.貿易自由化，商品和勞務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2.金融全球化，國際間貨幣與資本運動的速度加快、自由程度提高；3.投資自由化，國際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直接投資或間接投資，謀求最大投資收益；4.生產全球化，各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優(yōu)化配置，謀求最大經濟收益 .以追求最大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經濟資源的高度流動性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形式，經濟利益是經濟全球化的直接動力。

　　經濟全球化使市場對經濟資源的配置出現了新的特征：1.經濟資源的配置趨向明細化、專業(yè)化，資金流、資本流、物流、生產加工流、勞務流、技術流、人才流、信息流等等相對獨立的經濟資源流，單項或幾項結合，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全球范圍內優(yōu)化配置；取決于智力資源的知識經濟逐漸發(fā)展起來，“知識”作為特殊的經濟資源在全球優(yōu)化配置；2.經濟資源配置范圍和性質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配置范圍由國內擴大到全球，配置主體有從國家轉變?yōu)榭鐕镜内厔荩Y源優(yōu)化配置的國家需求，逐步轉向跨國公司等企業(yè)性質的需求；3.從全球看，經濟資源的占有、使用性質有了質的改變，從國家的直接占有、控制，變?yōu)殚g接的占有控制，跨國公司在經濟資源占有方面，有取代傳統(tǒng)的國家占有的趨勢，經濟資源的國家控制度有相對逐漸降低的趨勢，跨國公司、世界性經濟利益主體對經濟資源的控制度逐漸上升，如果把國家和一個跨國公司同樣看為一個經濟主體，許多跨國公司的經濟控制總量超過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總量。經濟全球化對經濟資源的配置隨著社會分工的專業(yè)化程度的提高而更加明細，專業(yè)的資金市場、資本市場、物流管理市場、勞務分配市場、生產加工市場、技術市場、人才市場、信息市場已基本形成且日趨完善，市場的內涵發(fā)展空間充溢；經濟全球化也使經濟資源相對集中、專業(yè)集中、行業(yè)集中、跨國聚斂，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和手段面臨挑戰(zhàn)；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各國政府在宏觀調控市場時，必須加大對市場調控的廣度、深度和力度。

　　經濟全球化是“富人”的游戲，是強勢經濟利益主體、既得利益主體的全球化，其在形式上是全球經濟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其本質是強勢經濟利益主體、既得利益主體在全球范圍內的利益爭奪和再分配。全世界將近60億的人口中，真正有效的消費者不足10億人，全球100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占全世界貿易額的2/3，年銷售額1.4萬億美元；全球化首先是西方與美國的全球化，更主要是美國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當然有利于少數富人，美國目前有11萬億美元左右的股票，9.7萬億美元的房地產。而在美國，5%的家庭擁有77%的股票和近80%的房地產 ；1/5的人的收入占全民收入的60%，而最窮的1/5的人只占全民收入的2%.美國最富有的3個人所擁有的財富高于48個發(fā)展中國家生產的總和；世界上最有錢的250位人士的財產超過1萬億美元，這些富豪的財產幾乎等于世界2.5億最貧困人口一年的所得。在我國，1995年基尼系數擴大到0.452，占人口接近80%的農村戶只占總收入的49%；專家預測，在中國6萬億元居民存款中，占人口1.26%的家庭占整個存款的28%，3%的高收入者占全部存款的47%，占人口8.7%的富裕人口占整個存款的65%.1998年統(tǒng)計，4個農村居民的購買力只相當于一個城市居民?！熬盼濉逼陂g，未安排下崗工人1700萬人，農村剩余勞動力2.5億人，而我國近期勞動力供應量達6.6億人，而我國的失業(yè)保險覆蓋率只有5.4%.我國資本資源每年只占全世界投資總量的3.4%，而15~64歲的勞動人口資源卻占世界總數的26.3%.漢斯馬丁和哈拉爾特舒曼在其暢銷書《全球化陷阱》中，開門見山的引述“全球智囊”對未來的預測：在下個世紀，起用20%的有勞動能力的居民，就足以維持世界經濟的繁榮；在全球競爭壓力下，其余為多余無用的失敗者，只能依賴各種社團組織慈善救濟為生，20%人的就業(yè)和享受和80%人的失業(yè)和貧困 .我國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無論從國家整體的經濟實力上來看還是從跨國公司、強勢經濟主體、既得利益主體來看，都是窮人參與富人的財富爭奪游戲，所以我們在參與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上、在自身定位上、在游戲的過程中都要揚長避短，充分運用“四兩博千金”的技巧；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必須解決貧富差距問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相對過剩、社會需求不足、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等等大多數經濟問題的發(fā)生，其根本原因是貧富差距懸殊所造成的；適度的資本集中和經濟壟斷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fā)展，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提高了市場活力、造就許多商機，市場競爭的最終結果是社會財富更加集中、貧富差距更加擴大；市場機制只是促進經濟發(fā)展的方法，不能解決經濟發(fā)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降低和緩解貧富差距是各國政府的責任，是培育市場、促進“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基本出路、主要出路，鄧小平關于“鼓勵和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走共同發(fā)展的道路，最終實現共同富?！钡慕洕枷胧且粋€完整的整體，斷章取義的運用鄧小平理論只能阻礙經濟的發(fā)展；發(fā)掘和培育市場是市場經濟不斷發(fā)展的基礎，降低和緩解貧富差距是培育市場和開拓的基本方法，經濟全球化是開拓市場的方法不是培育市場的方法，它的最終結果是導致世界財富的更加集中，貧富差距的主體范圍、層次更加多樣化，它的經濟發(fā)展空間是“有限”的，過度的依靠經濟全球化作為推動的“新一輪”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增長過后，市場經濟發(fā)展問題將更加難以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必須在經濟法發(fā)展過程中解決，目的明確的“劫富濟貧”政策，只能阻礙經濟的發(fā)展，一損俱損，導致經濟的崩潰。

　　經濟全球化給主權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帶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如何尋求在經濟全球化中獲得最大的收益和將損失減少到最少是政府必須很好的加以解決的大問題，“經濟全球化、政府對經濟的管理以及國家主權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所謂‘經濟一體化三難’” .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的目的是開拓國際市場降低國內經濟發(fā)展的壓力，發(fā)展本國經濟，增加國家的利益，這與政府對經濟的管理的目的是相同；應當說，跨國公司的存在和發(fā)展，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發(fā)展步伐的加快，傳統(tǒng)的國家概念面臨挑戰(zhàn)，納稅人與各個國家做生意，按照市場觀念解決政府問題是各國政府的明智選擇；市場調節(jié)是以經濟利益為核心的，有收益必須付出成本，沒有成本的收益是不存在的，只要不危害國民經濟長遠發(fā)展的經濟安全、有利于振興民族經濟，不危害國家政治秩序，政府應積極主動的與納稅人做生意，減少成本開支，增加競爭力。

　　在以利益原則為核心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政策的市場化傾向比較明顯，國家、政府機構與一般市場經濟主體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他們有大致一般的利益偏好及類似的利益函數，不同的經濟主體影響著國家政策法規(guī)的制定和貫徹執(zhí)行，國家政策法規(guī)的制定和貫徹執(zhí)行印有大量市場競爭的痕跡，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市場調節(jié)已影響到大多數國家的內政、外交，跨國公司、強勢經濟主體、既得利益主體對國家政治的操控程度逐漸加大，國家、政府的市場化傾向明顯，以市場為核心的國體、政體，必然產生“市場政治”，國家財政的市場化選擇也就成為必然。我國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市場條件下，國家作為經濟利益主體出現在世界市場競爭中，我國財政收支的市場化選擇就理所當然，也是無奈的選擇。

　?。ǘ?、加入WTO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WTO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它的目標和宗旨反映了各成員國擴大合作、共同發(fā)展的愿望，WTO規(guī)則協(xié)議是成員國在制定國際貿易領域中有關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的政策和措施必須遵循的規(guī)則，主要包括最惠國待遇原則與國民待遇原則、市場準入原則、促進公平競爭與貿易原則、貿易政策法規(guī)透明度原則、鼓勵發(fā)展與改革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要求成員國的稅制安排為成員國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創(chuàng)造一個公平、無歧視的環(huán)境，稅收最惠國待遇的涵蓋范圍不僅限于產品，還包括服務、投資和知識產權，稅收不僅包括進口稅，還包括國內稅，稅收的含義還包括稅、費以外的其他政府收入和他們的征收方式，成員國之間必須無歧視；國民待遇原則要求成員國的產品或服務進入境內后享有與進口國本國產品或者服務相同的待遇；市場準入原則要求成員國削減關稅水平，通過非關稅措施關稅化擴大市場準入水平；促進公平競爭和貿易原則要求各成員國不得采取不公正的貿易手段來進行競爭，反補貼、反傾銷；貿易政策法規(guī)透明度原則要求各成員國保證自己的法律法規(guī)及操作方法的透明度，所有已制定的規(guī)章制度都必須盡快公布且方便查詢；鼓勵發(fā)展與改革原則是WTO為發(fā)展中國家和不發(fā)達國家制定的例外條款，以穩(wěn)定和發(fā)展以市場化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 .在全球化經濟浪潮中，貿易、投資自由化和數字化經濟的迅猛發(fā)展，不但愈益成為各國尋求發(fā)展機遇與眾多經濟利益的焦點，而且長期困擾各國政府的諸如宏觀調控、收入分配、減少失業(yè)、環(huán)境保護、網絡經濟以及金融市場的調節(jié)與監(jiān)管等問題，也越來越為世界各國所密切關注。在這種背景下，世界各國在稅制建設和稅收政策選擇上的關聯性與協(xié)調性已明顯增強，新興的“政府市場觀”逐步形成，世界各國的稅率下降與稅收收入總體水平上升并存，世界各國稅制結構趨同化，稅收區(qū)域化和國際協(xié)調增強， 面對稅收壓力，各國普遍加強稅收征管。

　　從中短期情況看，我國加入WTO以后，由于我國將享受貿易自由化、最惠國待遇、國民待遇、一級市場準入等帶來的各種好處，紡織品和服裝出口配額將逐步取消，我國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紡織、輕工、礦產品等產品的出口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資源密集型產業(yè)會得到進一步發(fā)展，開放市場和貿易政策法規(guī)透明度的增加會吸引外國投資增加，從而帶動國內相關基礎投資增加；但是，我國加入WTO以后，由于市場的開放，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yè)、資本密集型產業(yè)、高附加值產業(yè)、汽車工業(yè)，商業(yè)、金融、電信、旅游、娛樂等第三產業(yè)將受到沖擊。從整體上看，加入WTO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運行質量的提高大有好處，但從中長期看，如果沒有有效政策，扶持國內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yè)的發(fā)展，進口產品會沖擊國內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由于技術和資本密集型行業(yè)通常在經濟發(fā)展中具有帶動作用，如果這些行業(yè)發(fā)展滯后，將降低整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速度，危害國家經濟運行安全。

　　二、我國稅收制度市場化選擇應重點注意的幾方面問題

　　所謂稅收制度的市場化選擇，就是要把稅收制度的構架放在市場的環(huán)境中去，充分考慮本國在市場競爭中的各種有利和不利因素，正確區(qū)分國家利益、企業(yè)利益、個人利益在市場中的份額、作用，認真解決國內市場、國際市場對國家、企業(yè)、個人的影響，順應國內外市場的發(fā)展趨勢，充分發(fā)揮本國的比較優(yōu)勢和逐步扭轉本國的競爭劣勢，以求稅收制度的確立、執(zhí)行使本國政府、企業(yè)、個人獲得最大收益，本國經濟獲得長遠健康的發(fā)展。我國稅收制度的市場化選擇應充分考慮我國的經濟、技術現狀、經濟發(fā)展現狀和稅收調節(jié)的社會適應性問題，正確給稅收定位，正確分析稅收的調控能力，協(xié)調稅收與經濟運行的關系，通過稅收調控促進經濟的發(fā)展。

　?。ㄒ唬?、正確給稅收定位

　　稅收是世界各國組織財政收入的主要工具，也是世界各國用以調控國家經濟運轉的主要工具，稅收的主要作用就是組織財政收入和通過組織收入作用于市場調節(jié)，從而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稅收的政策公開性、執(zhí)行公正性、收入唯一性、收入無償性、政策的相對穩(wěn)定性是稅收調控作用發(fā)揮的基礎，如果“費擠稅”、稅外收費、稅收無限制的返還，稅收的調控作用就會被抵消，稅收調控作用無法正常發(fā)揮。我國的稅外收費數額大、范圍廣，以影響稅收調控作用的發(fā)揮，要想發(fā)揮稅收的調控作用，必須“清費立稅”，給稅收應有的位置；我國各級各地政府的財政支出很不規(guī)范，缺乏透明度，通過財政支出變相減免稅現象嚴重，稅收成本支出通過財政補貼抵消，稅收調節(jié)經濟的作用也就難以發(fā)揮；稅收調節(jié)的基礎是市場競爭的存在，稅收是市場經濟社會的稅收，離開了市場，稅收就不適應社會，財政支出行為的非市場化運作會導致稅收調控作用盲區(qū)。我們要求稅收有調控經濟的作用，就必須給稅收一能發(fā)揮作用的社會環(huán)境，提高稅收的社會適應度，正確給稅收定位。當然，稅收調控經濟的作用有其局限性，稅收在調控宏觀經濟時需要相關的配套政策、措施，要正確認識稅收調控宏觀經濟運行的范圍和能力，不要把稅收不能解決的問題強加給稅收，也不要把稅收調控中出現的問題全部歸咎于稅收，不要期望所有的宏觀調控問題都有稅收來解決，要注意運用財政支出的正向調節(jié)作用，要注意其他宏觀經濟管理措施對稅收調節(jié)的配套作用，“拉推結合”，更好的調控宏觀經濟運轉。

　?。ǘ⒄_認識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突出經濟問題

　　1.中國經濟的最大特點非人口經濟莫屬，我國15~64歲的勞動人口資源卻占世界總數的26.3%，勞動就業(yè)壓力大，城鄉(xiāng)差距、貧富差距大，2000年的基尼系數超過0.5，我國稅收制度的確立必須充分考慮勞動力問題，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加入WTO對我國經濟來說，既是挑戰(zhàn)，更是機遇，我們在稅收制度的市場化選擇上必須抓住機遇，迎接挑戰(zhàn)；

　　2.我國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較低，大體在30%左右，發(fā)達國家的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60%，美國等發(fā)達國家已超過80%，一些新興工業(yè)化國家和地區(qū)在40~50%之間，我國單位GNP消耗的能源是日本的6倍、韓國的4.5倍、美國的3倍；鋼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強度分別為發(fā)達國家的5~8倍、4~10倍、10~30倍；這是我國眾多產業(yè)缺乏競爭力的主要原因 .我國的稅制設計應充分考慮我國的經濟技術現狀，保護民族工業(yè)，保護我國已經取得的競爭優(yōu)勢，公平國際市場競爭；

　　我國勞動力市場供需矛盾嚴重，我國工業(yè)產品的技術含量、工業(yè)附加值整體上較低，在稅制設計上不考慮這些問題，就會影響我國的國際競爭力。商品的價格一般有材料成本、勞務成本、技術成本、能源成本、資金成本、流通成本、信息成本和其他成本、稅收成本和利潤構成，在國際競爭中，研究同種產品、同類產品或不同產業(yè)的產品價格在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的構成狀況和在全球的構成狀況，對于我們根據國情，制定有利于本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稅收政策，是維護國家權益和企業(yè)競爭者權益的市場選擇。

　?。ㄈ?、正確認識開放市場和培育市場的關系

　　對國內市場來講，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加入WTO、開放市場就意味著商品供給結構、需求結構和供求關系的新調整，這種調整主要是經濟資源優(yōu)化配置后的價格拉動，既調整供求總量，又調整商品的種類數量和各種、各類商品的單位總量，商品性能價格比的下降、商品新品種的出現、商品的更新換代、商品替代品的出現，啟動了潛在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國內經濟融入全球經濟，國內生產增加，出口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也拉動國內消費，增加市場需求量；也就是說，國內新增市場的培育是價格拉動和出口拉動共同作用的結果，不考慮技術進步因素和國家政策因素，價格因素對國內市場的拉動是有限度的，國際市場競爭的成敗因素成為影響國內市場培育的關鍵因素，因此在稅收制度的設立上必須充分考慮國內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當然，國家在培育國內市場時，由于國內市場對外開放，國家培育市場的成本開支，對本國企業(yè)和外國企業(yè)幾乎是同等公平的受益人，因此，國家在調整包括稅收在內的培育市場的政策時，要選擇合適的時機、對象、范圍、力度，以維護國家整體利益。

　?。ㄋ模?、正確認識“公平稅負”在國際競爭中的含義

　　經濟全球化豐富了“公平稅負”的內涵、擴大了“公平稅負”外延。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融為一體，“公平稅負”，既包括國內省市、地區(qū)之間的公平，也包括國際國家、地區(qū)之間的公平，沒有這一基礎，就失去了公平市場競爭環(huán)境的基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公平稅負”還包括通過“公平稅負”所創(chuàng)造的、不同的經濟利益主體和個人的、“公平”的社會生存環(huán)境，包括自然環(huán)境和社會文化環(huán)境，各國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使不同的經濟利益主體和勞動力及與其緊密相關的經濟資源通過市場公平的在全球配置，創(chuàng)造公平的社會生存環(huán)境。“公平稅負”要求我們在稅收制度設立時，要充分考慮解決社會保障問題、征收所得稅、遺產稅等所產生的利益分配問題，保護國內已經形成的國際競爭力，保護國內既得利益主體的利益，以保護國家的全球經濟資源的占有份額，培育國內市場應該培育和增強國內既得利益主體的國際競爭力，從而維護國家經濟運行安全。

　　（五）正確認識市場配置全球經濟資源的新特征

　　在經濟全球化市場環(huán)境條件下，經濟資源的配置趨向明細化、專業(yè)化，資金流、資本流、物流、生產加工流、勞務流、技術流、人才流、信息流、知識流等等相對獨立的經濟資源流，單項或幾項結合，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全球范圍內優(yōu)化配置；也就是說，經濟資源在全球的配置、流動是多渠道、多方式的，真可謂是海陸空全方位，國家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極小的缺位、錯位都有可能引起導致國家財富的損失，甚至導致國民經濟的崩潰；因此，我們在稅收制度確立時，應根據經濟資源在全球流動配置的不同情況，科學的制定稅收法律法規(guī)，科學的確定稅收調節(jié)的廣度、深度、力度，確保稅收調節(jié)宏觀經濟作用的發(fā)揮。

　　（六）、正確看待國際稅收結構趨同化發(fā)展趨勢

　　國際稅收結構趨同化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是國際稅收競爭的結果；是世界各國為了維護本國利益而進行的政策適應性調整，在這一國際背景下，我國稅收制度的構建要充分認識國際稅收環(huán)境和改革動向，認清市場競爭的利益原則，加強國際稅收協(xié)調，維護我國的利益。

　　三、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我國稅收制度的構建

　　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式的發(fā)展變化，迫使我們必須深化稅制改革， “統(tǒng)一稅法、公平稅負、調整結構、規(guī)范稅制、強化征管、提高素質” ；當然，稅制改革必須根據我國國情，必須有針對性。

　　（一）、優(yōu)化稅種結構

　　我國稅種結構存在的問題比較明顯，主要表現在：1.稅種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的分布不合理，實際所征收的稅種對捕捉經濟活動稅源的能力十分有限，稅種之間的協(xié)調性較弱，某些稅種對國民經濟的發(fā)展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2.我國稅種結構框架存在較大的缺陷，一個優(yōu)化的稅種結構所包含的稅種只能有流轉稅類、所得稅類、財產稅類；3.稅制的分散度指標偏高，稅基侵蝕較為嚴重，整體稅制的收入彈性不夠。

　　優(yōu)化稅種結構既要考慮稅種結構框架和稅種分布與經濟要素的相關度，又要考慮每一稅種的稅收要素與經濟要素的親和度。從整體上看，流轉稅是對經濟活動的經濟資源周轉額征收的稅，所得稅是對投資人投資收益所征收的稅，財產稅時對產權所有人所征收的稅；這三類稅對經濟要素的“相關度”與“親和度”各有側重，合理構建這三類稅，確定各自在稅收收入總額的比重和在調控宏觀經濟中的地位是優(yōu)化稅種結構的關鍵。

　　流轉稅與經濟運行的相關度最強、與經濟要素的親和度最強，幾乎可以觸及所有經濟資源的流動，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經濟資源的配置趨向明細化、專業(yè)化，資金流、資本流、物流、生產加工流、勞務流、技術流、人才流、信息流、知識流等等相對獨立的經濟資源流，單項或幾項結合，被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在全球范圍內優(yōu)化配置，這對于完善流轉稅制就顯得特別重要，它既可以為國家提供穩(wěn)定稅源，又可以保護國家經濟資源的安全，維護國家權益，所以要針對所有的經濟資源流動情況，“寬稅基、嚴征管、細調節(jié)”，根據國內外經濟資源的占有使用情況、根據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情況、根據我國的不同產品和行業(yè)的競爭力情況，制定適合我國的流轉稅政策，盡可能繞開WTO 規(guī)則對國內經濟發(fā)展的限制，創(chuàng)造更大的國際競爭空間，保護民族工業(yè)，保護國內已經形成的國際競爭力。

　　我國的流轉稅以增值稅為核心，營業(yè)稅、消費稅并存，“三稅”并存的局面人為地切斷了流轉稅的鏈條，影響了流轉稅的調節(jié)功能，同時，由于我國采用“生產型”增值稅，所以不能完全克服重復征稅現象，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fā)展，我國必須由“生產型”增值稅轉變?yōu)椤跋M型”增值稅，我國的稅收科研成果已充分論證了我國增值稅由“生產型”增值稅轉為“消費型”增值稅、擴大增值稅的覆蓋范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12 ，優(yōu)化流轉稅稅種結構的研究基本完成，但優(yōu)化增值稅內部條款結構的工作尚未開始，我國有望年內加入WTO，研究增值稅的內部優(yōu)化問題十分迫切。增值稅的內部優(yōu)化問題就是增值稅的社會適應性問題，基于本文一、二部分的分析，我們認為：1. 增值稅作為主要的流轉稅稅種，其調節(jié)范圍應盡可能的覆蓋所有的經濟資源流動，2. 增值稅的條款規(guī)定應有利于我國參與世界經濟競爭，公平我國企業(yè)與國外企業(yè)的競爭環(huán)境，保護我國經濟運行的安全，3.增值稅條款規(guī)定應盡可能彌補關稅調節(jié)的不足。

　　增值稅是對經濟資源在周轉過程中的增值額征收的一種稅，從經濟資源的具體分類上考察，增值額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增值額=新增的資金價值（利息）+資本價值+流通增值+勞務價值+技術價值+人才價值+信息價值+知識價值+投資收益+其他價值

　　如果我們針對不同經濟資源的增值額，采用不同的稅收條款來規(guī)定，對經濟的調控就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假設增值稅原稅率為17%，我們對勞務價值部分采用低稅率，假設為6%； 為保證財政收入，經過對GDP中勞務價值的總量分析，我們應提高原增值稅稅率，假設為25%，當期應納增值稅額=工資費支出*6%+（銷售額*25%-進項稅-工資費支出*6%），這樣規(guī)定顯然對勞動密集型產業(yè)有利，我國勞動力資源豐富，社會就業(yè)壓力大，商品的技術含量低，競爭力弱，我們可以利用增值稅的不同設計，來解決這些問題。當然，我們在稅制設計時，應對資金、資本、勞務、技術、人才、信息、知識等不同的經濟資源進行國際比較分析，從而科學的優(yōu)化增值稅，提高其與我國經濟的適應性，從而彌補關稅調節(jié)的不足，以使我國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獲得最大收益。當然，這種增值稅優(yōu)化方案是利用了WTO原則規(guī)定的缺位，不一定可以長期采用，但在我國加入WTO初期，在我國的經濟轉型期，這種優(yōu)化是必要的、可行的。

　　所得稅對經濟運行結果的相關度較強，合理的所得稅稅制可以鼓勵企業(yè)家精神、調整投資結構、鼓勵投資，我們在優(yōu)化所得稅制時，應充分考慮稅制效率與公平的原則，保護經濟激勵機制和經濟績效 .全球化減稅浪潮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低稅率所得稅有利于吸引外資，有利于抑制本國資本的外流，我們在設計所得稅時，應深入理解公平的含義，鼓勵投資，鼓勵企業(yè)家精神；在個人所得稅 設計上，應注意稅收對人才流動的影響 ，創(chuàng)造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的機制，儲蓄經濟發(fā)展后勁。

　　對財產征稅，我們認為應分清財產的性質，如果對生產經營性質的財產征稅會損害投資熱情，影響經濟運行，我們應該注意生產經營性財產對社會的重要意義，重新認識生產經營性財產的社會屬性，我們主張只對消費性財產征稅，而且只能對高消費財產征稅；財產稅只可以作為社會財富調節(jié)的補充，倡導有利于社會經濟發(fā)展的消費行為，促使私人財產的社會公益性轉變。

　　（二）、公平稅負

　　我們認為，公平稅負包括統(tǒng)一稅法、公平競爭條件、公平競爭環(huán)境、公平社會環(huán)境等多方面的內容[見本文二部分（四）項內容。

　　目前，我國的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企業(yè)的職工負擔過重，已成為企業(yè)發(fā)展和企業(yè)缺乏競爭力的最大障礙之一，因此應盡快開征社會保障稅，解脫企業(yè)的職工負擔，激活國有企業(yè)的競爭力，這是當務之急，同時，開征社會保障稅也是維護國家權益的要求，目前全世界實行社會保障稅的國家（地區(qū)）至少有132個，發(fā)達國家社會保障稅在稅收收入的比重高大30%~50% ，開征社會保障稅可以在不影響競爭的條件下提高我國企業(yè)的國際競爭力。

　　我國流轉稅的起征點過低，現行規(guī)定是：營業(yè)稅按期納稅的起征點為月營業(yè)額200—800元；按次納稅的起征點為每次（日）營業(yè)額50元；增值稅銷售貨物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600—2000元，銷售應稅勞務的起征點為月銷售額200—800元，按次納稅的起征點為每次（日）銷售額50—80元；過低的起征點一方面導致實際稅負遠遠低于名義稅負，增加了稅收執(zhí)法的隨意性，另一方面也影響了全民納稅意識，使公民視稅法為兒戲，我們認為，流轉稅的月起征點至少應該等于：月職工平均工資額/（利潤率-稅率），如果低于這一界限就不利于稅法的貫徹執(zhí)行、不利于勞動力就業(yè)、不利于培育市場需求、不利于全民納稅意識的提高。

　　我們認為，我國“十五”期間甚至更長時間內，我國不益開征遺產稅，公平稅負和殺富濟貧是絕然不同的兩回事，中國有傳統(tǒng)的“富足”思想和“為富不仁”的是非判斷，現在開征遺產稅容易抹煞企業(yè)家精神，損害激勵機制，不利我國經濟的騰飛，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個人的消費支出終究是有限的，加上我們的財產稅機制，適度的社會財富集中對經濟的發(fā)展是必要的，個人財產用于生產經營，它就變成了社會財產，對參與經濟發(fā)展的財產征稅，既是重復征收，也是影響私人財產促進經濟發(fā)展的積極性。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研究公平稅負，我們就不能忽視財政支出的公平性，經濟資源全球流動，稅負公平了，但對財政支出所形成的公共產品的消費不公平，同樣是一種稅負不公，稅收支出與稅收收益不成比例，這必然影響經濟的運轉和經濟資源的流動，因此，我們必須完善公平稅負的配套措施，按照市場化原則，完善民主理財的公共財政體系和廉價又廉政的政府管理體系 ，納稅人的稅收支出與稅收收益應當是一致的，市場選擇政府，政府必須適應市場。

　　（三）、完善稅制

　　“加強征管，堵塞漏洞，懲治腐敗，清繳欠稅”是新時期的治稅方針，我們認為，任何稅制的完善必須有其社會基礎，必須提高其與全民的相關性，我們應抓住社會保障稅開征的時機，建立與稅收相關的個人保障賬戶，宣傳稅收，提高稅收與公民個人的直接相關度，從而提高全民納稅意識。

　　稅收的市場化選擇是一種趨勢，是納稅人與政府在市場機制調節(jié)下雙向選擇的結果，我們必須遵循市場規(guī)律，按照市場原則設計稅制，從而加快我國經濟的騰飛。

　　龐鳳喜，《論未來稅收環(huán)境與我國稅制發(fā)展趨勢》，《地方稅務》雜志，2000年第4期；

　　《經濟全球化、WTO與現代稅收發(fā)展》，作者：鄧力平，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一章

　　《經濟全球化、WTO與現代稅收發(fā)展》，作者：鄧力平，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一章；

　　張木生，《跨世紀的回顧與展望——兼說財稅》，《中國稅務》雜志，2000年第一期；

　　《經濟全球化、WTO與現代稅收發(fā)展》，作者：鄧力平，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三章；

　　《經濟全球化、WTO與現代稅收發(fā)展》，作者：鄧力平，中國稅務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二章；

　　鄧子基，《世界稅制改革的動向與趨勢》，《稅務研究》雜志，2001年第5期；

　　胡金木、羅天舒，《加入WTO對我國稅收的影響及應對措施》，《稅務研究》雜志，2000年第7期；

　　《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十五”計劃建議問題解答》，中國言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p11；

　　盧仁法，《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與深化稅收改革》，《稅務研究》雜志，2000年第10期；

　　劉建民、吳金光，《論稅種結構優(yōu)化》，《稅收研究資料》雜志，3/2001；

　　參照陸煒、楊震的《中國增值稅轉型可行性實證分析》，《稅務研究》雜志，2000年9~12期，及《稅務研究》雜志2000年第1期至2001年第5期有關增值稅的研究成果；

　　馮興元、魏志梅，《哈耶克的稅制效率與公平原則思想及其現實意義》，《稅務研究》雜志，2000年第8期；

　　鄭榕，《人力資源國際流動的稅收政策》，《稅務研究》雜志，2001年第5期

　　鄧子基，《世界稅制改革的動向與趨勢》，《稅務研究》雜志，2001年第5期；

　　張木生，《民主理財的公共財政和廉價又廉政的政府》，《稅務研究》雜志，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