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激勵與公司治理的問題，既簡單又很難回答。

　　簡單的是股權激勵肯定需要。因為金融服務行業(yè)以人力資本為主，所以股權激勵肯定要得到認同。目前，私募基本上都實現(xiàn)了股權激勵，但公募行業(yè)還未實現(xiàn)。

　　在我看來，股權激勵是一個必須執(zhí)行的事。

　　而且，我不認為實現(xiàn)了股權激勵以后，優(yōu)秀公募人員就不會往私募跑，還是會跑，因為一旦實現(xiàn)股權激勵，只是表明公募基金更認同人力資本的價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但真正解決起來卻很難。因為從社會角度來講，外界認為公募從業(yè)者的收入都不低。

　　為什么還要談股權激勵呢？因為這里還存在一個社會“公平性”的問題。

　　只有從機制上認同團隊的價值，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基金公司才會從長遠出發(fā)，從根本意義上去落實投資者的利益。

　　董事長的職責尷尬

　　基金法雖然對基金管理人做了一些規(guī)定，但這并不是重點�；�金公司的治理可能更多的是受制于《公司法》和證監(jiān)會的六個規(guī)定。《公司法》尚有許多的問題，更不能依賴于《基金法》。

　　又如，我們有大三會、小三會，這些形式同樣困擾著基金公司的治理。

　　按照《基金法》的規(guī)定，基金公司總經(jīng)理應該是主要負責人，可是股東考核時認為董事長是第一責任人，那么我是沖到第一線打仗去呢還是以治理完善為重？這實際上就是公司治理造成的問題。

　　另外，《基金法》在執(zhí)行過程中也存在問題。比如，監(jiān)管部門說，就算是實行備案制，也要征求審批的意見。

　　可是，我們基金公司不可能像高盛一樣，去和監(jiān)管部門打一場官司。

　　從這個角度來講，我認為在公司治理的問題上應考慮如何將法律落到實處，即有法必依，強化法制，減少行政因素。全國人大在制定法律的同時，還應加強對法律執(zhí)行的評估分析。

　　獨董不是花瓶

　　此外，我想對《基金法》修改提兩個小建議。

　　第一，應該對基金公司的董事結構進行優(yōu)化。美國四十年代的投資公司法就規(guī)定獨立董事的數(shù)量應達到40%以上，十分強調(diào)獨立董事的作用。

　　我認為，無論是公募還是私募，如要取得公信力、真正把公司的治理結構處理好，獨立董事就需要發(fā)揮作用，而不能是一個花瓶。

　　第二，在股東界定的問題上，目前《基金法》對股東本身的要求過于絕對化。我認為，應更多地從人的角度去考慮這個問題而不是從股東背景考慮。因為基金公司關鍵是靠人去做的，而不是有證券背景的股東就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