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國有商業(yè)銀行的改革成本對判斷行業(yè)現(xiàn)狀和進一步的改革具有很大意義，5344億元看似巨大，實際遠低于國際上的估計。

　　2003年12月30日，國務院批準由中央?yún)R金投資有限公司對中行、建行分別注資225億美元，同時批準一系列財務重組安排，正式啟動國有銀行股份制改革。兩行先后于2004年8月和9月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引入戰(zhàn)略投資者和內部改革齊頭并進。2005年6月公布的兩家銀行2004年年報，收益風險等指標均顯著改善。無疑，從效果看試點銀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功。

　　那么對兩家國有商業(yè)銀行改革投入的成本是多少？2004年年報中，中建兩家銀行對注資和財務重組事宜都作了詳盡的描述，這些信息為我們事后分析試點銀行改革成本提供了可能，很顯然，認真檢討試點銀行股改成本對判斷中行業(yè)現(xiàn)狀和總體改革成本很有意義。

　　注資與改革成本

　　政府在關鍵時刻毅然啟動國有銀行改革實為極具戰(zhàn)略眼光之舉，從“四大”的作用和資產狀況看也是必須如此。

　　截止到2003年底，“四大”的總資產占到中行業(yè)總資產的55%，同時吸收了65%的居民儲蓄，承擔80%的支付結算任務，向全部經濟體提供56%的貸款。但是四大的資產狀況卻不盡如人意。由于會計制度方面原因，對中行業(yè)尤其四大國有銀行的財務狀況一直有不同看法，焦點主要集中在不良貸款率上。銀監(jiān)會的公開信息顯示，2003年底國內主要銀行按照五級分類的不良貸款率為17.8%，四大國有銀行為20%.而國際機構對國內銀行不良貸款率有不同認識，例如UBS估計中國四大國有商業(yè)銀行1999年的不良貸款率達到58%的高峰，之后逐年下降，至2003年底仍達35%，遠高于銀監(jiān)會統(tǒng)計數(shù)15個百分點；2004年標準普爾則認為，國內銀行業(yè)不良貸款率達到40%，平均撥備覆蓋率20%，按照70%-100%撥備覆蓋率匡算的“清洗”成本達到4000-6500億美元。按此估計，為使中建兩行資產達標，需投入1090-1770億美元。尚真如此，注資450億美元豈不是杯水車薪？

　　如何計算兩家銀行的改革成本？簡單地將國家外匯注資等同于改革成本是一種誤導。外匯注資部分最后都形成國家在兩家銀行的股份，盡管股改評估結果與注資額有差異，但兩家試點銀行在國家股股權設置方面均遵循了外匯注資的底限，差額部分政府予以承擔或收回。這一處理方式為我們計算改革成本提供了標尺，即在確保國家股股權等于外匯注資的基礎上，兩家銀行股份制改革中接受的政府公共資金援助即為改革成本。

　　5344億元的改革成本

　　根據(jù)建行2003年和2004年年度報告，建行股改中接受的政府援助和財務重組事項包括：

　�。�1）全部用于清理歷史包袱的原所有者權益項目1082.05億元（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其中主要包括124.96億元劃轉信達資產管理公司和其他機構的資本金，核銷其他損失類貸款233.73億元，轉入呆賬準備金717.26億元。政府對原所有者權益的放棄無疑是一項改革成本。

　　（2）按照貸款本金50%向央行出售1289億元不良貸款，因該項出售獲得收益358.18億元計入2003年底所有者權益，該項未包含于前述1082.05億元中。建行出售獲得收益等同于央行收購交易的損失，因此可視為政府又一資源支持。

　　（3）央行發(fā)行票據(jù)210億元償付因托管一家信托投資公司產生的代墊款項。

　�。�4）承諾補充款項654.99億元，根據(jù)2004年年報，該補充款項源于“原建行的剩余累計虧損”，因該虧損存在而造成股改評估凈資產與225億美元注資形成差額，國家承諾予以補充。

　�。�5）分立改制剝離出1460.73億元委托貸款，根據(jù)建行2004年年報，該部分委托貸款生成于2000年10月20日前，因缺少完備資料而存在風險。建行分立改制的出發(fā)點是遵照《商業(yè)銀行法》分業(yè)經營的規(guī)定，委托貸款是銀行的一項重要業(yè)務，并不違反分業(yè)經營原則，因此，這些委托貸款分立應體現(xiàn)為剝離風險的要求，其實也是一項改革成本。由于之前未計提準備，我們假設按照可疑類最低標準30%計算潛在損失為438.22億元。

　�。�6）對1998年注資特別國債492億元的利率和付息方式重新安排，利率由7.2%調減至2.25%，付息方式由上繳利潤相抵改為以現(xiàn)金按期支付。該項安排降低了政府后期利息支出，按照20年期國債利率貼現(xiàn)后現(xiàn)值為367.97億元，相應抵減改革成本367.97億元。

　�。�7）相關的支持還包括財政部對信達債券的償付承諾以及2004年所得稅優(yōu)惠政策，前者并未直接增加國家負擔，而所得稅優(yōu)惠僅為補充款項對應安排，因此，可認為沒有增加成本。綜上而言，建行的改革成本估算為2375.47億元。

　　根據(jù)中行2003年和2004年年報，分析中行股改中獲得的政府支持和財務重組事項，中行的改革成本估算為1922.33億元。

　　以上分析可見，兩家銀行股改成本都略高于國家外匯注資額（各22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1863億元），但顯著低于基于國際機構對中行業(yè)狀況判斷的預期成本。

　　恰當時機＋合理操作＝成功

　　改革成本支出與收益風險指標變化直接相關，首先，政府注資并將原財政部權益轉入準備金或類似操作，解決了銀行執(zhí)行新版會計制度必然產生巨額累計虧損問題，將銀行的資本作實。同時，充足的準備金避免了銀行后續(xù)經營收益必須補提前期貸款損失準備，從而降低銀行當期凈收益問題。在這方面建行仍有遺留問題。其次，剝離或轉讓不良資產，直接降低了銀行不良貸款率和風險資產比例，同時隔離了這些不良資產繼續(xù)惡化對銀行凈收益的影響。

　　那么，兩家銀行的改革成本是高還是低？根據(jù)2004年兩行年報，建行改革成本占2003年底總資產的比例是6.69%，中行為4.83%.國際著名的銀行重組案例中，美國儲貸協(xié)會救助成本是1500億美元，占總資產21.3%；法國里昂信貸銀行重組成本估計為1000至1500億法郎（因涉及可變利率安排而尚難最終確定），占其重組前總資產5.81%-8.72%；日本處理“住專”雖然僅涉及預算公共資金6850億日元，占當時“住�！辟Y產5.27%，但實際上處理“住�！钡恼鎸嵆杀靖哌_6.4兆億，占總資產比例近50%；公認的銀行救助成本最低的案例是美國大陸伊利諾斯銀行，但最終處置成本占處置資產比例也達到3.28%。

　　相比上述案例，兩家銀行的改革成本是比較低的。這一結果是因為兩家試點銀行的改革時機選擇得較好。上述國際銀行重組案例都是在銀行出現(xiàn)危機時才進行，而中建兩行盡管背負著過去的包袱，但得益于國內持續(xù)良好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撥備前利潤逐年大幅提高，而且兩行在央行等機構支持下于重組前已經做了大量準備工作。同樣的情形我們將會在工商銀行和農業(yè)銀行股改時看到，盡管預期的成本將會較前兩家銀行為高。